抗战胜利后，张里元受命到山东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抗战期间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发祥地，还曾发生过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临城劫车案”）一带驻扎，担负修复铁路、保卫铁路的任务。1945年9月，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入驻临城，张里元去欢迎时遭陈扣押，张部也遭缴械。至于陈大庆为什么扣押张里元，我查阅了许多地方史料，也询问了一些当年的老人，但大都语焉不详，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陈大庆是汤恩伯的副手，抗战末期曾任鲁苏豫皖边区副总司令，张里元部也常在这里活动，有人估计两人可能有什么过节。当时我也有类似的看法，但读了王鼎钧的回忆录后豁然开朗，明白了其中的缘故。王在《关山夺路》中说：当年国民党军队心高气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谓地方武力，概指抗战八年残留的游击队，所谓残留，因为这些游击队跟共产党军队势不两立，双方经过无数战斗，大部分已被共产党军队消灭，这些地方武装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长处，他们身经百战，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战术，他们深入民间，情报灵通。国民党军队把他们看成多余，实在是天下第一糊涂虫。

那时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都是山东著名的游击领袖，他们想晋见一个团长都鹄候多时，官兵白眼相看，拿他当无知乡愚。共产党军队围攻临沂外围王洪九的据点，有所谓“百日激战”，国民党军队汤恩伯兵团入鲁北上，从临沂境外经过，先头部队陈大庆驻守百华里左右的滕县（今山东滕州），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一再发电向汤恩伯求救，只见飞机来了，空投一批宣传文件了事，听其溃散。张里元当时的地位和资历虽然远非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等人可比，但在汤恩伯和陈大庆眼里其实与他们并无二致，被“当做是脚底下的泥”。后来山东省参议会出面与陈大庆交涉，将张里元要回，手无一兵一卒的张里元孤身去了南京，担任了一个参议的虚职。张是个闲不住的人，于是便要求回山东，以图东山再起。后来国民党中央委任张里元为山东省党部委员兼鲁南办事处主任，当时临沂一带掌握在陈毅手里，张里元根本无缘置喙，只好在徐州遥领此职。1946年春，张里元赴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随即辞去鲁南办事处主任一职，参加山东省第七选区立法委员的竞选，当选后赴南京任职。

但这个立法委员张里元也没干几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时张已年近花甲，不愿去台湾漂泊，便从南京去了上海，住到一个朋友家里。1950年春，因为众所周知的所谓“历史问题”，张里元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随即押往山东受审。

张里元抗战期间长期在鲁南活动，与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人很熟悉，这些人建国后大都在华东地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不少人为张里元求情。高级统战对象、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李明扬也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说起“抗战初期，张对我们有些帮助”的事。李明扬抗战初期曾在徐州当过专员，与张里元交情甚笃，后来李以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的身份驻扎苏北泰州，与副总指挥李长江合称“泰州二李”。《温故》第二十一辑有篇文章叫《我住过的四合院》，作者张砚山，文中专门有李明扬的一段描写：说起李明扬也许大家不知道，可要提起一部电影，我们这代人却很有没看过的，那就是《东进序曲》。这部电影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为了北上抗日，团结国民党抗战派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最后东进北上抗日的故事，而里面的国民党主战派周明哲的原型就是李明扬。……1949年初，李明扬在徐州率部起义，解放后，他历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农业厅厅长等职，来北京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一直享受副部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