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教育是社会上层阶级的特权，由牧师主持的中小学校和大学开始，根本谈不上普及。英国的教育制度模仿欧洲大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教育体系包括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温切斯特和伊顿预备学校以及无数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主要课程的私立中学，还有很多包括启蒙老师教授基本课程的女子学校在内的小学。高级的教育机构大都依靠君王、有权势的教士、贵族、贵妇人、同业公会和商人等私人捐赠建立，有些学校存在免费教育，有些则采用收取学费同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不存在依靠税收提供的免费教育。

这一教育制度只有简单的课程，由牧师或遵奉国教正统标准的人员传授。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也继承了英国的教育体制。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指导了早期殖民地各地区的教育发展，他们参与了普利茅斯和新英格兰的建立，之后又加入到弗吉尼亚传教士和教师的行列。1636年，马萨诸塞地方议会决定建立殖民地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因为英国牧师约翰?哈佛的捐赠而得名。1693年，第二所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在弗吉尼亚建立，它得到英王特许，在英国圣公会的控制下创办。第三所大学是清教徒的学府，即耶鲁大学，经康涅狄格议会特许设立，旨在培养“担任教会和民政机关的公职”的青年。

在18世纪中叶组建的另外5所高等院校中，有3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建立普林斯顿大学的想法由长老会提出，哥伦比亚大学由圣公会兴办，布朗大学由浸礼会创办，拉特格斯州立大学由荷兰新教徒设立，达特茅斯学院虽然不属任何教派，但办学的动机是传教。唯一不含宗教目的的是费城学院，它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的结果，富兰克林以名为“琼托”的团体为依托进行筹款，建立了这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学校。

早期殖民地高等院校的课程主要沿用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学大纲，这两所大学采用的都是拉丁文，拉丁文是当时整个西欧学者最初所采用的语言。随着古典文艺的复兴，希腊文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并逐渐被列入大学课程。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增开了文法、修辞、雄辩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7门文科课程，并使其为宗教服务。

英国文学、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学等使教学内容增加活力的学科，没有得到研究正规学问的大师们的注意。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莎士比亚、斯宾塞、本?约翰森、弗兰西斯?培根、班扬、佩皮斯、德莱顿、巴特勒、斯威夫特、艾迪生、斯蒂尔、蒲柏和笛福等著名作家，但英美的高等院校中，并没有系统教授英国作家作品的课程。历史学和政治学只是有闲有钱的绅士阶级研究的学科，牛津大学在1622年就设立了古代史的讲座，但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各大学才正式设立近代史学科。相比之下，殖民地的情况更落后，当美洲革命激烈进行时，耶鲁大学刚开始设置神学史讲座，这是各殖民地的第一个史学讲座。

美洲早期的中学也遵循了同样的传统，是为了便于学生升入大学而设立的。1647年马萨诸塞议会批准设立中等学校时，就明确表示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青年“可以准备投考大学”。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中等学校则不同，是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而创办，如1712年在南卡罗来纳创设的免费学校中，就“教写作、算术和商业簿记，也教航海术、测量术和数学的其他有用和实用部分”。正规教育体制的基层小学，大多也是出于宗教动机而兴办的，有时也夹杂着为贫苦儿童学艺做准备的具体考虑。

除教派、传教和慈善之外，还有一个功利性的动机，即通过训练，让那些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儿童自食其力，从而减少为养活贫民而征收的税款。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制定的济贫法就规定：对所有缺乏独立生活来源的儿童施以强制性的学徒教育；由有产者公平分摊所需教育费用。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制度将女孩排除在外，除非有家庭教师，否则享受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女子自动关闭。

除了新闻事业和印刷业的发展，报刊是促进知识兴趣的另一项伟大事业。17世纪中叶，新闻事业开始第二次跃进，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重大，对后来自由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凡能买到印刷机并且有文字技巧来避免殖民地当局高压手段的个人、团体、派别或政党，都可以利用报刊这一工具为自己服务，任何有勇气的编辑都能弹奏出关于独立运动的音调。

随后，讨论政见的文章出现在报纸和小册子中，奥蒂斯、亚当斯父子、迪金森、汉密尔顿、杰斐逊和其他主张反抗的理论家都曾借助小册子和信札来起草决议案、公告、宣言和法规，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在美洲革命的文件中，到处流露着智谋、学识和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查塔姆勋爵曾说：“从美洲转过来的文件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坚定和聪颖，这令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的事业，并希望把它变成自己的事业。我甚至不得不承认，在复杂的困难环境下，这种扎实的推理、观察事物的能力和明智的结论，没有人能与费城的人民议会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