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唐弢等先生著文指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洪子诚先生认为，“唐弢先生说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主要是对当代人处理新近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性的怀疑。时间过于靠近，心理、情感缺乏距离，大概就容易看不清楚，过于情绪化吧。”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对于“十七年”文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历史距离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遥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时代语境上都已经真正进入了“历史”范畴。逐渐抛却了“当局者迷”的干扰，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在我们面前应该渐趋清晰。按照唐弢先生的观点，此时写史应该渐入佳境。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学史家自信而决绝的姿态相比，对于“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近年来的学者们却表现得越来越犹豫不决。问题不但没有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明了，反而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这应该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说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正在走向深入。“十七年”文学如何进入文学史，其难度一方面来源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自身的诸多困惑，比如文学史写作如何最大程度地呈现历史原貌？绝对的客观公正是否可能？如果主观因素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处理史家价值判断与文学史实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十七年”文学，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十七年”文学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如何评判这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一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