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份工作之所以有趣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了进入我那小小的办公室，我要通过安检进入大楼，搭乘升降梯到三楼，再用钥匙打开那扇又大又笨拙的门。这扇门的另一侧是一个精神病康复病房。病人们在房中来回踱步，精神恍惚。我走过护士站（可悲的是，在那儿没人说“该到点吃药了……”而是轻柔地播放着曼陀凡尼的背景音乐），径直来到病房，穿过病患检测室和那些看起来像宿舍的屋子（如果你就读的大学宿舍装有从外反锁的安全玻璃和门，你就可以想象我所指的这些像宿舍的屋子了，我猜一般大学都会有）。时不时天花板上的扬声器中会传出口头告示，或者是暗号三，或者再播放一个暗号四，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具体位置。暗号三意味着全体医务人员需要赶到告示中的地点，协助安抚一位精神错乱的病人；而暗号四意味着需要警察前来（医院有自己的警卫人员）。我常负责维护病人主要聚集区使用的电脑。曾有一次，一位病发的病人将电脑砸向一扇窗户，窗户很大但很牢固。在这期间，病人割破了手，满手血肉模糊。我自豪地说，是我修好了那台电脑，修理的时候还带着手术手套。

如果说这份在精神病院康复病房的工作能使我在酒吧与陌生人聊天时妙语连珠，那它也教会了我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去看问题，这样我就能看到我们共同拥有的人性之本。我觉得每天在一群失魂落魄的人之中工作使我多少有了改变，这让我听起来像个悔过的人，虽然我也不愿意造成这样的错觉。大多数病人饱受毒瘾之痛。我常常感到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但我开始觉得他们较之于我并没有太大不同。偶尔会有病人踱到我的办公室，寻找他们的医生。我不会大惊小怪，只会简单地指给他们正确的路线。

有些病人十分有趣，因为对置身的环境有足够的洞见，他们还会开玩笑。有一天我下班时，一个病人叫住了我。那时我正插进钥匙，打开康复病房的大门。“把住门！”他说。随后，他像顽童一样笑了笑，说，“开玩笑的，别当真。”还有一次，我有幸在重症病区听到一位天才音乐家的即兴钢琴独奏。他的思维飘忽不定，像是一架不会落地的小型飞机。他与周围的世界失去联系，但也十分快乐。

然而，大多数病人在饱受煎熬。在这群病人中工作使我渐渐放下了超然的姿态，也放下了那种无法描述的类似优越感的感觉。当我们看到不幸的人们在与我们生活的同一个世界中举步维艰地生存时，一种优越感就会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我曾观察一个患有间歇性紧张症的病人从病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两端相距约有100码。每前进一步都是意识受到操控的结果。这一受到操控的意识可能仅仅说，“不管你做什么，保持前行。”我可以看到病房尽头的墙壁，当他抵达那儿时，就会用力拍一下墙，代表无声的胜利。我不由轻声对自己说，“见鬼去吧。”

我逐渐意识到这些病人如何面对各自的病魔，但从未想到再过几年我也会碰上这样一个家伙。我当时若是知道，可能会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些人。

生物学十分有趣。舒勒出生前，我总是对某人的孩子长着妈妈的鼻子或爸爸的下巴这样的言论半信半疑。我理解人们希望在后代脸上看到自己某一特征的心情。但坦白地说，当人们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我总是认为其实新生儿长得都大同小异。一句老话说得好，他们看起来都像温斯顿?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