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走评功程序时，上级问我3排有什么事迹。我说有，杨一平那么小年纪，带着冻伤上前线，还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的棉衣脱下盖伤员，自己穿着绒衣趴在雪地上挨炮。后来在决定立功个人时，杨一平得了二等功，我和陈放、黄元培和营部的医生得了三等功。我觉得立不立功无所谓，我们代表的是兵团在这场历史性战斗中的作用。我无非是在国家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做好了兵团让我做的事。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我当了主管后勤的副连长，担架营缩编为担架连后，我们在一个叫‘三公里半’的地方执行了一年多的战勤任务。那时人数最多的排有8个班，一个排就快上百人了。我们在二号桥和 358 高地之间开辟了一条支前道路，给备战部队输送枪弹和手榴弹。

“1969年5月，部队组织了一个珍宝岛事迹巡回讲用团，我让陈放去了。6月份兵团21团让我去讲了一次，后来我又到 3 师、兵团其他师和黑龙江省的一些单位去讲。

“1970年6月，担架连被归回兵团21团2营。后来又到北大洼建点，编为5营3连。北大洼，顾名思义就是北面的大洼地，我们住的地方总进水。从1972年到1973年，我们开荒8000亩地。刚开始一亩地下种子20来斤，收30来斤，后来慢慢产量高了，有一年我们五六十人割了 3000 亩地的大豆，割了 50 天，腰都快折了。屯垦、戍边两大任务，我一个没耽误。

“1970年，家里走门路要办我去当兵，我想了半天没敢‘变节’。我琢磨这事儿不能做，国家说政治运动七八年要来一次，我要是走后门离开了兵团，下次运动来了还不挨整啊？不去！那时要是真的走了，我现在就是从 38 军回来的老兵了。

“后来北京市的教育系统来兵团招老高中的知青，让回去当中学老师，我也没走。1973年我参加黑龙江省的劳模大会，省里领导问：‘朱波是党员吗？’兵团从师、团到营的人都说肯定是，问到连里才知道不是。就这样，1973 年 12 月把我给弄进党里来了。

“说实在的，我得到的荣誉是用血汗换来的，我对得起它。从珍宝岛参战到北大洼开荒，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我没住过正经房子，不是住马架子就是钻帐篷。1975年我成了副营长，也就是853农场3分场的副场长，当地把我当接班人培养。返城风刮起来以后，很多发过誓要铁心务农的人都走了，我觉得自己也该走了，但工作放不下，人就走不了。直到1979年3月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才办了‘困退’。我在北大荒不是熬了10年，而是大干了10年，我对得起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