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不希望去指责这位无名艺术家圆屋顶壁画的同时，贝尼尼也在极力避免去冒犯艺术家这位有权势的主教赞助人。冒犯一位主教要比只是冒犯一位艺术家承担大得多的风险。尤其当这位提问的红衣主教还是（就像我们在这里所推测的）西皮奥内·鲍格才，教皇保罗五世的侄子，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位佛罗伦萨艺术家罗多维克·卡迪（一般被称作“茨高利”）赞助人的时候。在大圣母殿圣保罗（或鲍格才）小教堂的圆屋顶上，茨高利画了一幅宏伟的壁画，《在天堂里与天父在一起的纯洁的圣母玛利亚》（The Immaculate Virgin in Heaven with God the Father），其缺陷立刻就遭致了严厉的批评，还引发了争辩，导致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

虚伪，作为一道社会面具的佩戴，使得巴洛克时代罗马公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容易，尤其是那些像贝尼尼一样生活在教皇专制体制内部密室里的人，教皇宫廷的雇佣者。但是同样是这种生存的“美德”却使得几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更加难以把真相和真诚从他们生活记录中的假装和虚伪分离开来。在19世纪，新创建的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爱国历史学家们概略地摒弃了一切巴洛克行为，认为这不比一个被征服的奴性民族虚假而可笑的装腔作势强多少。即使不必想到那么远，在评估巴洛克时代的男男女女的话语和行为时，我们还是应该采用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的药剂。对于像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这样长期处于宫廷领域阴谋迷宫中的突出表演者，这一点尤其是正确的。在那个世界里，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聪明的弄虚作假的战略家，是不可能像贝尼尼那样生存得如此之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

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贝尼尼在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来没有过任何亲密的、可以信赖的朋友或知己，我们推测他的家庭可以除外。但是，即使家庭成员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我们将看到，他自己的弟弟—再提示一遍，路易吉—以跟他的情妇睡觉而背叛了他。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两个耶稣会会士，都是巴洛克时代罗马的显赫人物，神学家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红衣主教和乔凡·保罗·奥利瓦（Gian Paolo Oliva），后者为教皇宫廷的长期传道者和耶稣会的总领。然而另一个同时代者，福尔维奥·泰斯蒂（Fulvio Testi），一个著名诗人和担任摩德纳公爵（the Dukeof Modena）在罗马的代理人的外交官，在他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吹嘘贝尼尼对他表现出爱意—“他如此爱我，堪称奇迹。”考虑到巴洛克风格的廷臣们一向的可疑，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能按泰斯蒂话的表面价值将其接受吗？或许他只是在夸大其词以加强他的雇主对他社会交往能力的印象？或许从贝尼尼这方面来讲，只是假装出对泰斯蒂的爱，以为了跟一位有权势者的代表维持一种有用的关系？“在这个年头如果你还能相信任何人，你就骂我吧。”詹尼（Zanni）绝望地宣称，这是贝尼尼唯一保存至今的戏剧脚本《经理人》中的一个人物。同样在这个剧本中，葛莱西安诺（Gratiano），该剧的中心人物（一位戏剧家和一位舞台设计师），明显是以贝尼尼的另一个自我为原型，对他的仆人们说：“现在来吧，让我来说出真相吗？你们是一群狡猾的家伙—我们都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够被相信吗？贝尼尼的回答无论在戏剧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不，并非真的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