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父亲的（或婚姻的）专制主义所经常带来的悲惨而又可耻的后果可以填满警察的记事簿、日志以及那个时代其他文件的纸页。被害人通常为女性，远远超过男性。在贝尼尼在世时写作和出版的读物中，霍顿斯（Hortense）和玛丽·曼奇尼（Marie Mancini）—法国首相（也是我们的艺术家的朋友）马萨林主教的两个侄女所写的坦率回忆录，生动但忧伤地使人想起即使受过教育的贵族妇女也同样不幸福的境况，尽管有财富和社会关系，但她们依旧不能逃脱男人的专制，扭转人生的道路。至少霍顿斯和玛丽还没有被强迫进修道院，也就是并不属于通常的基本情况。尽管一些妇女发现全部由女人组成的女修道院是一个能从家长制的婚姻和无休止的分娩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受欢迎的处所，却可以肯定多数人并非这样想，因为她们通常是被违反己愿地限制在修道院的大墙后面。而且，这些囚犯还会使得修道院的生活变得不愉快起来，即使对于少数选择到这里来的女人也会产生心理上的中毒。马肯托尼欧·鲍格才王公（Prince Marcantonio Borghese）不幸的女儿，圣·多米尼克·西斯托（SS. Domenico e Sisto）罗马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戴着面纱的囚徒：她把自己吊在修道院的小屋中结束了生命。无独有偶，同样是这座修道院，贝尼尼在1649—1652年为其中的教堂设计了一座小礼拜堂，阿拉里奥纳小礼拜堂（the Cappella Alaleona），订单来自出身于罗马这个高贵家族的一个修女玛丽亚·艾里奥诺拉·阿拉里奥纳（Sister Maria Eleonora Alaleona）。玛丽亚·艾里奥诺拉要修建这个小礼拜堂，涉嫌可能是为了谋求按照惯例为一桩声名狼藉的罪行进行赎罪，此事已经在罗马被风传起来。这桩被风传的罪并不是她的，而是一个近亲的。这个不知名的近亲，也是一个修女（在圣十字区修道院），1635年5月18日，试图把一个情人用一个密封的箱子偷运进修道院。这个尝试在递送的过程中办砸了，那个不幸的男人死于窒息。在这段可以与薄伽丘猥亵的反教会故事媲美的历史插曲背后，横卧着一个女人寂寞而绝望的私人故事。

至于已婚妇女，那些被丈夫磨损和遭到抛弃的人并没什么好的选择。在几种可行性方案中，教会或政府对受害妇女（甚至在生活中受到男人严重虐待的妇女）所能够提供的保护是有限的，难怪来自西西里岛的“女巫”杰罗姆（Girolama）在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当政期间（1655—1667年）的巴洛克时代的罗马取得了事业上如此的成功。杰罗姆以收费的形式，向一个分布很广的、秘密的女性客户网络提供她那非常有效的、自酿的毒药，可以用来（也明显做到了）杀死施虐的丈夫和其他侵犯的人而不留下任何犯罪痕迹。这桩案子是如此喧嚣—女人向施虐男人复仇的案子通常都是如此—以至于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红衣主教在亚历山大教皇的传记中一连数页抛开主题详细叙述了此案。1659年7月，尽管时值盛夏酷暑，杰罗姆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的公开斩首却吸引了一大群看客，一些看客还付钱从附近的公寓买得了较好的观看位置。或许贝尼尼也在这些观众当中。我们不知道杰罗姆的案子激起了他对于妇女更为巨大的激情，抑或只是更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