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非常冷静清醒的时刻，我们还装着似乎不是这回事。我们继续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文权威，是言词领域。人文素养的根本仍然在古典价值之中，在话语、修辞和诗学之中。但这是无知之谈，或是想像力的懒惰。微积分、卡诺原理、马克斯韦尔的电磁场概念，不但涵盖了古典文学所包含的现实和行动领域，而且可能为我们可认知的世界提供一个意象，比任何语词断言建构起来的意象更真实。一切证据都表明，物质的形态是数学的形态，积分学和微分学都是正确认知的字母表。过去有些人，在环球航行已经成功之后，还认为地球是张平桌；在牛顿已经证明力学和惯性理论之后，继续坚信有神秘的推动力。今日的人文主义者就与这些榆木脑壳一样，捶足顿胸。

我们中有些人，由于对精密科学无知，只有隔着非数学语言的面纱想像天地，仍然活在一个有生命力的虚构之中。宇宙间的真相（相对论的时空连续性、万物的原子结构、能量的波粒子状态），不再能够从言词进入。这绝不是自相矛盾，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数学家对此了然。“首先是通过几何结构，然后是借助纯粹的象征结构，”斯派泽（Andreas Speiser）说，“数学摆脱了语言的镣铐……今天，在知识世界的王国里，数学比处于可悲状态中的现代语言甚至音乐在各自的前沿阵地上更有效。”

这种巨变的范围和性质，几乎没有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萨特明显是例外，他一再呼吁关注语言的危机）。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更加萎靡不振，这是深切认识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功敲诈之后的紧张反应。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重要“社会科学”（人们不妨称这个词是模仿形式的谬误）等领域，巨变已经发生。尽管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模式几乎仍然完全依靠语词语言，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设法把一些数学方式或非常严格的程式嫁接到语言的母体中。他们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本质上具有的暂定性和美学性采取了守势。

我们且看对实证、精确、可预测的崇拜是如何侵入历史学领域。决定性的转变出现在十九世纪兰克（Ranke）、孔德（Comte）、丹纳（Taine）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开始视他们的材料为可控经验熔炉中的元素。从对过去的客观审视中（这样的客观事实上是天真的幻象）得出的是统计模型，是国力和经济力的周期律，供历史学家提炼“历史法则”。这种对丹纳、马克思和斯宾格勒（Spengler）至关重要的历史“法则”，以及内含的必然性和预测性，是从精密科学和数学的王国中借来的观念。

梦想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预测性，这个野心勾引了许多历史写作偏离其真正本性——艺术性。现在被当成历史著述的许多东西很少有文学色彩。纳米尔（Namier）的弟子们（不是纳米尔本人）把吉本（Gibbon）、麦考利（Macaulay）、米什莱（Michelet）打入到纯文学的地狱。科学幻象和学术时尚往往把年轻的史学家改造成精明的雪貂，咀嚼着琐屑的事实或数字。他沉溺于脚注，写作枯燥的论著，尽可能证明史学的科学倾向。只有少数现代历史学家准备公开捍卫历史想像的诗学性质，其中之一就是韦奇伍德（C. V. Wedgwood）。她完全承认，一切风格都有带来扭曲的可能：“任何时刻都不要减损真实的框架，学术的任务就是去发觉并重构这真实；可惜没有这样的文学风格存在。”如果完全抛弃了风格，或者拥抱客观精确的幻想，这样的发掘照亮的只会是尘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