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如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马歇尔（Marshall），都是文学风格大师。他们靠语言来解释和劝导。但在19世纪后期，数理经济学开始兴起。凯恩斯（Keynes）或许是最后一位横跨人文和数学两个领域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拉姆西（Ramsey）对经济思想贡献的时候，凯恩斯指出，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学家卷入数学过深，这些数学知识不但让经济学门外汉摸不着头脑，甚至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也太过深奥。今日，这样的鸿沟更加惊人的巨大；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传统的核心术语，如价值论、周期、生产力、流动资金、通货膨胀、收支，正在产生变化。它们正从语言学转向数学，从修辞话语转向方程式。现代经济学的符号系统不再主要是语词，而是图表和数字。今日最强大的经济思想正使用十九世纪数学家的函数分析和预测工具。

精密科学的诱惑力在社会学领域最为张扬。今日社会学的许多论著都没文学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文学。它是用一套极端含混的行话构想出来的。只要可能，文学意义的语词和语法都让位于统计表、曲线和图形。在必须使用语词的地方，社会学也是借用精密科学的术语。我们不妨对这些借用语列张有趣的单子。最突出的是模方、群、散射、积分、函数、坐标。每个词都有特定的数学内涵或专门内涵。剥离这些内涵，强迫进入陌生的语境，这些表达法就变得含糊不清、装腔作势。它们对新主帮倒忙。但是，社会学家却莫名其妙地经常使用“文化坐标”和“同龄组积分”等术语。这折射出他们狂热膜拜自十七世纪以来就笼罩着所有理性研究的幻象：像数学一样精确和具有可预测性。

不过，从语词撤退的领域中，最为高调惊人的是哲学。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完全致力于维护语言的尊严和资源，完全致力于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确和微妙操纵，语言能够让精神符合现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司各脱（Duns Scotus）、阿奎那都是语词建筑大师，围绕现实建筑起陈述、定义和区别的恢弘大厦。他们采用的是不同于诗人的议论模式；但他们与诗人一样，同样认为，语词推断产生出对真理负责任的理解。再次，这个转折点发生在十七世纪，标志是笛卡尔含蓄地将真理等同于数学证明；当然，最明显的转折还是斯宾诺莎（Spinoza）。

斯宾诺莎的《几何伦理学》（Ethics）代表着新数学对哲学心性的可怕影响。斯宾诺莎在数学中洞见到陈述的严谨，结果的统一和确凿。这是一切哲学的梦想。就连经院哲学最严谨的论断，武装上三段论和引理，也不能抗衡从公理到证明和新观念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只会在欧几里德和解析几何中出现。因此，斯宾诺莎极度天真地想把哲学语言变成数学语言。《几何伦理学》的结构自然就分成了公理、定义、证明和推论。每一组命题结尾都骄傲地贴上“证明完毕”的标签。这是本独特的趣书，澄澈如作者为了谋生而磨制的镜片。但是它没有带来新东西，除了重复的自我镜像。它是精致的重言。语词不同于数字，本身不包括函数运算。加倍或平分，它们只会把自己的意义给其他语词或近义词。斯宾诺莎的证明只是确认；它们不是证据。但这种努力具有预示性。它用一个谜与接下来的哲学进行对质；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到原点。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失去了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