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福1960年出生于湖南城步，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大批判”开始一直到“文革”时期的摧毁旧文化，成长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可谓生不逢时，在一个文化荒漠的环境中营养不良地成长起来。这既是肖仁福的不幸，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幸。但祸兮福之所倚，肖仁福的作品语言中表现出的自然淳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受到儒家文化尤其是其负面因素的制约，使他在自己的文学成长期保留了一份可贵的率性与单纯。肖仁福从一开始便接受了民间文化而非儒家文化的影响，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才开始表现出对传统儒家、佛教文化的某种认同，加上湖湘文化的影响，使得肖仁福的创作发生了巨大转变，即由民间乡土写作的瑰丽浪漫转向更具现实指向的官场小说创作转变。当然在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鲜明地发现民间文化的精神气质对其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肖仁福在文学创作的初期并没有可以依傍的模式，而是凭借自己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对地域文化的深切体认，近乎本能地构建了小说的叙述原点，在当年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朦胧中迈出了自己的步履。因此在肖仁福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就很难看到长期儒家文化教育导致的教化规范，也没有学问知识的腔调，而是让小说回到文化，回到精神；同时对现实民间的熟悉也让小说的文艺腔调、做作姿态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旮旯，而市场经济时代的金钱味、物质时代的庸俗气息又不致袭来，这让小说获得了一个健康自由的发展空间。肖仁福依靠敏锐的民间直觉，为自己打下了独具特色的精神根基，并与前辈作家沈从文、汪曾祺建立了一种文化经脉的联系。对民间底色和文化的坚守，让肖仁福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创作，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与文化空间。

难能可贵的是，在《夫妻镇》、《老材》、《鲤鱼刀》、《九如斋》、《惑》、《等待奇迹》等作品中，肖仁福的民间世界终于从地域文化的物质外壳深入到了神秘叙事的精神深处，并将民间文化底蕴中的张狂、豪放、不羁、想象力尽情地发挥出来。他的作品不再停留于外层的器物与制度文化，而是执著于千百年地域文明形成的精神特质、文化心理和潜在思维的探究。由于偏于一隅，湘西南地区独特的社会风俗、艺术文化和民间心理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使生活于斯的人们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习俗。肖仁福长期生活在湘西南，使他对底层民间的传说、习俗、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接受和认同，在那些在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中或隐或现地保留了当地人们的传统思维习惯，也使肖仁福耳濡目染了独特的审美方式和神秘氛围。这种思维方式，将古代的禅宗思辨与弥漫于琴棋书画间的感悟思维连贯起来，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思维特色。在当代的民间书写中，停留于异域风情表层的作品并不鲜见，而肖仁福却深入到了地域文化的内里，显得天马行空、飞扬恣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