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神地望着他。

“后来，我不怎么信佛了，信康梁。表兄送我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说老实话，我非常崇拜康梁，尤其是梁任公。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毛学任’，也就是一辈子要学梁任公的意思，亏了你父亲的指点，我才把‘学任’改成了‘润之’。”

杨开慧点头：“听爸爸说过。”

“再后来，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我又信奉工读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就跟着来排列中国的问题，一排就排了一百一十四个。后来见李大钊先生批评胡适之文，又生顿悟之感。眼下，发奋驱张，想彻底改造湖南，一省首先建国。然而看看现状，驱张谈何容易，来京已一月，雾障重重，肩膀上挨了一枪托，屁股上挨了一枪托。开慧，真的，我有时候，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路，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

“先前，你一直指点我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从没听你叹过自己不明道理，今天你看，你一肚皮苦经。”

“这个月，蔡元培校长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呼吁各地青年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要求遍地开花，将来再来个‘小团体大联合’，在全国实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之社会。这个建议，似乎又不错，可是社会之改造，就这么实验实验便能成功的吗？开慧，这些天，我心中，真的是疑惑颇多。我简直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出路，亦即中国没有出路，懂吗？”

杨开慧忽然说：“能不去想这些主义吗？”

“那怎么行？”毛泽东顿时圆了眼珠子，他眼珠子很黑。“那，那做什么人呢？”

其实杨开慧早已明白了，毛泽东整个人就是为主义而生的，他的到处求学，他的雨中锻炼和水中锻炼，他的乞讨旅行自讨苦吃，目的都很单一，皆是为了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以图国之强盛。杨开慧不像别的姑娘那样不喜男人谈论国是，相反，她喜欢男人有肩。上天为什么要把男人的肩膀造得比女人宽一点呢？男人就应该是这样！

于是杨开慧便轻声说：“润之，那你就继续钻研吧。钻研主义没错。就像有人说的，蚯蚓无骨，一天到晚也在深处钻研呢。”

“可是，”毛泽东放松了坐禅的姿势，“说实话，如今，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好几次做梦梦到一条鱼，一条鲤鱼，半黑半红，像跳龙门之前的鱼，傻呆呆的。我几次想，我是不是就是这条鱼呢？我想跳龙门，也许主义就是龙门，可是我不知道龙门在哪儿。天下最惨之事，莫过于摸不着门，我若是那条傻傻的鱼，那也够惨了。”

“润之，”杨开慧说，“你真的常常这样苦恼吗？”

“真的，常常苦恼。只是我说过，我从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你在我面前痛痛快快表露了。”

“那是你呀，你是开慧呀！”

这最后一句话，这句拙拙的话，杨开慧特别爱听。她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她觉着了一种温暖，于是她说：“也有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表示苦恼。”

毛泽东一怔，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就是他，”杨开慧点点白色的灵幔，“我爸爸。爸爸说过他的苦恼，他几次对我说过，我听着爸爸说苦恼，倒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这种苦恼，这是一种高尚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