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既然伯林用这种口气说到俄罗斯农民，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关于俄国农民利益的例子，并由此看一看伯林的锡安主义立场如何暗中决定了他公共生活中的姿态。

多年任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希尔在《列宁与俄国革命》（1947）一书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月强行停止社会革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正确的，该党是俄国农民的传统代言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代表普通农民的利益。伯林和希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牛津相识，他们（以及很多牛津人）当时都支持左翼，只是希尔走得比他更远。到了二战后，伯林的政治观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对希尔在那本书中表述的观点不以为然。伯林认为，希尔的观点假定，广大俄罗斯农民实际上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看来伯林是在为“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农民”说话。

伊格纳季耶夫在提及美国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时说，他和伯林都爱好社交，都热衷于闲话和耍手腕，“不耐烦学术界那一套，而对权势十分着迷”。伯林崇拜马基雅维利，崇拜他的爱国之心和对权力（甚至暴力）的成熟理解。马基雅维利为拯救自己的国家不惜一切手段，他说：“当人们的祖国成了绝对的问题时，那就绝不能再去考虑什么义或不义、仁慈或残忍、值得称道还是无耻之尤。”伯林把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伦理对立起来，并认为前者更为现实、强大。伯林二战时的美国经历给他上了一堂实践政治课。他整天与政客、工会领袖、国会议员、媒体和游说集团相处，深知形式民主运作的秘密。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美国使他见识大长，明白“生活中各种营生是如何完成的：交易是如何谈妥的；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加以利用的，舆论是如何可以引导和转变的”。在这权力的游戏中，名义上自由的、握有选举权的普通百姓只是被动的看客。伯林在1947年关心的，与其说是俄国农民的利益，不如说是冷战的需要，否定英国执政党工党政策的需要。而这一切背后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他的耶路撒冷、他的锡安主义。

根据1917年11月9日公布的《贝尔福宣言》，英国“赞成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民族家园”，条件是“只要不发生任何可能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的事情”。伊格纳季耶夫称这条件“后来变得臭名昭著”，这倾向性太强的措辞交代了作者和伯林的一致立场。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时，当地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和宗教权一再受到侵害。例如照锡安主义有关规定，由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购置的土地系犹太共同体的不可转让的财产，非犹太人不得耕种。锡安主义者从贝鲁特的苏尔萨克家族买到五万英亩土地，散居在那片平原上分属21个村庄的约八千阿拉伯人被迫背井离乡。当时英国政府官员往往同情当地的弱势群体阿拉伯人。英国犹太裔政治家兼哲学家赫伯特·塞缪尔是第一位建议英政府支持锡安主义的内阁官员，后成为巴勒斯坦英国文官托管政府第一任高级专员（1920-1925）。塞缪尔履新后第一个安息日从官邸步行到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宣读律法，此举大得犹太移民人心。但是塞缪尔并不同意将巴勒斯坦的多数阿拉伯人置于少数犹太人统治之下，于是锡安主义者就不再把他当成“自家人”。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的托管政府都希望犹太移民接受阿拉伯人统治。二战时，锡安主义运动领袖、后来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统的魏茨曼告诉伯林，要让犹太人这样一个“进步的少数民族”接受巴勒斯坦“落后的多数人”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伯林将魏茨曼的意见反映在他给外交部的汇报中。伯林名义上为英国情报部门服务，然而他真正的雇主却是锡安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