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被研究者对犹太问题的态度往往是他关注的焦点。他一再说到维柯肯定犹太人神启的知识，并颇自豪地介绍，赫尔德将犹太人视为最有代表性的、特色鲜明的Volk（民族）。赫尔德说，摩西将他的人民的心系在出生地上；他把犹太人在大离散后依然保有民族认同归因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传统、共同的律法、本初共同的家园（耶路撒冷）和《圣经》文学所锻造出来的持久的凝聚力。伯林在赫尔德的民族学说里发现了可为锡安主义服务的理论。他写道，赫尔德热爱犹太人的古老传统，但为犹太人的状况忧伤；如果犹太人的集体荣誉感还没有丧失，那么他们就应该返回巴勒斯坦故乡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在巴勒斯坦，他们才能繁荣昌盛，发展为一个民族国家。”伯林的过人之处是善于在转述别人思想的时候说自己的话。在论摩西·赫斯（锡安主义创始人）的长文里，他引述赫斯的文字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现代自由主义的犹太人是可鄙的，他说着一些关于人类和启蒙的中听的话，实际上是想掩盖他对自己兄弟的不忠。

赞成同化的人谴责所谓宗教愚昧主义，只想彻底根除这些迷信。但要打破犹太教拉比制度的外壳，犹太教的内核也必然会被砸碎。它所需的不是破坏，而是生长发芽的土地。

伯林和赫斯一样厌恶那条美国早期移民的座右铭：“哪里生活得好，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我们曾见到过一种幼稚的渴望：学生们张着嘴，眼里是一片热切的迷茫，手里的笔迅速抄录着黑板上的定义。伯林的锡安主义的感情和信仰构成了他的“想象背景”和“内在堡垒”，绝不是一个苍白的“自由主义”所能包容的。再看一例：

1961年，以色列特邀斯特拉文斯基为耶路撒冷音乐节谱写一首宗教主题的大合唱，作曲家问伯林想得出什么合适的歌词。伯林拿了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建议选取《创世记》中以撒受缚的故事。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要他把心爱的独生子以撒带到山上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照指示，到指定地点备柴筑坛，亲自把儿子捆绑起来，就在他持刀准备动手之际天使阻止了他。20年后，伯林在致朋友奥本海默信上谈及奥本海默在犹太教历新年的布道：

我认为，一种宗教的有效性不应由道德含义来决定：它是超验的、绝对的，它安排了那些按照人类的想法可能是恐怖的（就像在《旧约》里的杀戮行为中频频出现的那样）、却是真正宗教态度的本质的东西……

伯林在《旧约》那些片断（包括以撒受缚）里看到威严骇人的成分（他用意大利文将此称作“terribilità”），并表示这就是宗教的伟大所在。面对上帝不讲人道的命令，亚伯拉罕不求理解，只是以他的谦卑和敬畏无条件服从。伊格纳季耶夫写道：“这是宗教法则最专横也最不人道的时刻，然而也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伯林的尊敬。他好像亲眼看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带到石山上献祭的地点。”

对上帝的绝对忠诚就是对耶路撒冷（及其所象征的一切）的绝对忠诚。不过亚伯拉罕式的忠诚也会演化为对异族、异教徒的偏见，如篇首所引诗篇中最后一句：“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便是有福。”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引用这句对巴比伦的咒语说明《旧约》作者的残暴。他说：“任何民族都不应这样诅咒其邻族。……但愿在神圣的法律下，在对神明的祷告中，我们没有假仁慈的上帝之名使我们的兄弟们流血，使大地受到蹂躏！”

爱因斯坦曾因《旧约》中耶和华的残暴和缺乏“犯罪感”而感到困惑，伯林不会对祖先的神如此不敬。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存世的残篇中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一生擅用狐狸的机巧多变来表述他锡安主义的“一大知”。以色列的以赛亚在逝世前不久恳请以色列人善待邻族巴勒斯坦人。愿伯林的灵魂永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