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阿庆长得可爱，机灵乖巧，正是跑跑跳跳的年纪。某日黄昏，一个顽皮的十二岁男孩赤裸全身，自脸至脚涂抹田泥，看阿庆走来，躲入竹丛，忽地窜跳而出吓他，阿庆惊哭而连连梦魇，不多久，喊肚子痛，伏在他姐姐的背上已失去神采，垂目而亡。

阿嬷失去第二个儿子，她不提这事，不曾描述六岁孩子的模样，我猜，那绝对是扯裂心肝的悲伤。

家族墓园里躺着三个男的，一个青年，一个婴儿，一个儿童。

近六十年之后，我告诉阿嬷我要来去嫁了，她问那未来的孙婿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的名字有个庆字，你就叫他“阿庆”好了。那时，她八十二岁，全盲，忽然表情下沉，抿嘴不语，我问她：“叫阿庆不好啊？”她有了愠意：“不好，那是你阿叔的名字。”我辩说：“人家他老爸老母给他取的，跟阿叔同名有什么关系？”她欲言又止，说：“不好就是不好！”她坚持以较难发音的他的姓来指称他，一嬷一母皆以姓氏叫孙婿、女婿，完全违背礼俗与家常用法。我理解阿嬷的心理，除了不祥的考量之外，“庆”这个字只能属于她的六岁儿子，只能用来标记她的悲伤。

还有一个女儿，落土即夭。阿嬷也很少提她，取了小名曰阿婴，依俗不能入住家族墓园，阿嬷以红纸圈着一个凤梨罐头，做香炉，宛如是小闺女的红瓦小阁楼，安放在餐桌旁的墙壁凹槽，保留同桌共餐的情感想象，不让她成为无处可去、无人祭拜的孤魂。逢年过节，她叫我点三炷香，“去拜你阿姑”，所以我昵称之为“罐头姑姑”。阿姑长大了，吵着要嫁，这是阿嬷感应到的，经人媒合，办了冥婚，从此阿姑有人拜了，红瓦小阁楼回复成空罐头，自此撤除。

阿嬷身边只剩一个长子，三个女儿。

她把嗜吃白饭的二女儿送给同村的殷实地主做童养媳，盼望她在那里有大碗大碗的白饭可吃。岂知，那养母视她如奴，骂她殴她虐她，她逃回家，哭求：“姨啊，我不要回去！”阿嬷认为做人要守诺，牵她的小手送回养家。养母继续骂她殴她虐她。于今，这老养女我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亲二姑，回想往日苦处仍会老泪纵横，想一遍，哭一遍。在当时，我们眼中所谓纯朴的农村，虐待养女乃是表面上贤淑知礼的妇人关起门来理所当然的管教行为。那被打耳光、捏脸颊、拍脑袋、用竹扫帚枝条狂抽全身的养女，不准号叫，打完，命她在蒸腾夏日穿长袖衣裤，以遮掩血迹斑斑的杖痕。

几绺粗麻揉入丝绸礼服里，仍是丝绸礼服。偶尔的残忍作为编入知礼数、懂人情的女规里，仍是有德之妇。人性是看不起比自己低下的阶层的，一个被贫困的原生家庭放牧出来的女孩，她就是个奴，既是奴，就要用对奴的方式对她，骂她殴她虐她，理所当然。这是当时大部分养母的共识。而这些养母，后来都在童养媳事母至孝的侍奉下安享晚年。从来不需要说抱歉。

我曾问她：“阿姑逃回来，你怎么那么条直，还把她送回去给她养母修理到金摔摔？”她怒道：“我哪知伊这么夭寿，心肝这么狠，打囝打到那款形？”以下是一串不甚悦耳的言辞。

两个女儿在台北学艺挣钱，独子当完兵回家学做生意、娶妻生子，阿嬷的艰苦岁月应该告终了。

确实，当时看起来是如此。

我母来自滨海小村，贤惠多艺，学裁缝、善料理，文武全能。我是第一个降落在这户屋檐的孩子，正是这个家转为欣荣之时——这也注定，我的家庭角色是协助它再度欣荣。阿嬷是四十八岁的年轻嬷，对我极其疼爱，采买、巡田出入必背，炫耀于天地山川之前。直到五十七岁，她辖下共有五个内孙，二男三女，一屋八人，孩童追鸡赶鸭、婴儿索奶啼哭，轰轰闹闹，十分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