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它有着与过去诸大国崛起很不相同的两个独特性。一是中国经济崛起所依托的外在技术环境，二是中国的规模。

外在技术环境就是指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它带来了管理革命，促成企业组织形式的大转型，使得生产流程上的外包成为可能与必须；而外包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规模效应。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崛起的背景。

在大规模外包的生产组织形态下，成本控制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人力与土地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优势正是过去诸现代化理论所关注的，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是对于多中心、分布式的弹性供应链网络的管理能力。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又符合了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要求，这大大增进了制造业集聚区生产分工的深度，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它对成本的综合控制能力。庞大的弹性供应链网络的建立，最终奠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世界工厂”地位。由于其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技术特性与规模特性，使得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其进行全面竞争，而现有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规模则更可能进一步扩大。

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在世界产业秩序当中仍然处于“质料”地位。只有品牌、创新、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领导者，以及世界资本市场的领导者，才真正地掌握着“形式”，并掌握着价值链的最高端。知识产权方面的领导者，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提供保障；就历史经验而言，资本市场又是在普通法传统下才能够最具活力，历史上资本市场的领导者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一直到现在。

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格局会处于一种大致固化的局面。在未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会将更大的精力置于价值链的上游，通过品牌渠道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来获取高额利润，并且可能逐渐走向“去工业化”。同时，美国仍然引领着世界的法权秩序和金融秩序，掌握着世界货币，规定着世界的安全秩序，并且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这些都使得美国有能力支撑“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会着重于制造业的发展，对接于上游的发达国家。能源国家会侧重于能源产业的发展，并以此而获得其在国际政治当中的发言权。这三种经济样态，也即发达国家、泛亚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大致勾勒了可预见的未来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其他国家将会被整合到这个或那个经济圈里。

中国处于泛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这里所谓的泛亚洲并不能由地理概念来定义，而是由经济运行的耦合程度来定义的，非洲国家由于其原材料生产这一比较优势，处于生产流程上的制造业上游环节，与制造业环节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也应被归入泛亚洲国家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