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引起争端的是青苗法。经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数月的斟酌，“青苗法”终于在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使者到各路推行新政策。不久，就证明贷款无法依约由农民自愿申请。于是，使者面临两大抉择，一是回朝报告失败，一是强迫贷款，向朝廷报功。朝廷宁愿借钱给富人，因其抵押有保障，但是富人并不缺钱。有些穷人需要钱用，但是朝廷必须拥有他们还债的保证。有些使者就设计出一套摊派贷款的制度，根据经济能力由富人到最穷的农民为止。但是穷人太穷借不起，只有富人能借钱，这是现代金融和财政的本质。为了确定债款能收回，朝廷就叫富人替穷人担保。有一位使者报告说，人民得到贷款，“欢呼感德”。另一位使者不愿意逼迫人民，就带回不同的报告。御史弹劾成功的使臣，说他“抑配”贷款，显然违背圣诏。王安石到御史台对众官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弹劾笃行新政的使者，却不责备怠忽职守的人。”

韩琦当时驻节大名府，担任河北安抚使，亲眼看见青苗法施行的经过，曾上表给皇帝，描绘贷款发放的情景。他的表章和苏东坡激动的书表不同，深思熟虑、措辞恰当、实事求是，由一个曾位极人臣的宰相写来，分外有力。他说连最下层的贫民也被摊派固定的数额，富人则摊得更多。所谓农民贷款也硬摊给城镇居民、地主和新政有意排挤、压制的“垄断剥削者”，因此，青苗法已失去其原有的用意。人民借一块钱，过几个月就要还一块三。不管朝廷如何否认是为利息而放债，人民都绝不会相信。韩琦指出，禁止摊派、全凭自愿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不想借钱，穷人想借却没有财产担保，最后只好叫保人还债。大使者一心要讨好朝中的权贵，低层小官不敢说话，韩琦说，他身为朝中老臣，有义务把事实说给皇帝听，他要求废除新法，召回税吏，恢复以往的常平仓制。

“韩琦是忠臣，”皇帝和王安石讨论他的表状，“他身在外乡，没有忘记皇室。我以为贷款有利于人民，没想到有这么多害处。而且青苗法应限于农区，怎么会在城中放贷呢？”

王安石立刻答道：“有何不可？城市居民如果需要贷款，何不让他们借呢？”

于是韩琦和朝廷一来一回，奏批来回多次，他特别指出，汉代国家资本制度压榨人民的血汗，充实皇帝的军库，不能算是“富国之道”。

王安石的地位动摇了，皇帝开始起了废“青苗”的念头。王安石听到消息，就托病告假。关于王安石的告假，司马光曾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们讨论此一情景，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主张大家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之一的曾公亮派儿子密告王安石，政局有变，劝他销假回来。王安石得到密告，取消病假，再度上朝，终于让皇帝相信反对派有心“阻挠新政圣恩”。

皇帝不明实情，就派两名宦官下乡调查真相。宦官知道哪一边才是靠山，回来说贷款很受人民欢迎，“并无抑配”。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陛下竟相信两名宦官，不相信三朝良相韩琦？”但是皇帝信任自己的使臣，更决定贯彻施行新法。少数不负责任、无知的查报人不知道自己的几句话竟会影响国家大事，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如果阉宦有勇气说实话，宋朝的国运也许会有不同的转机。他们说了皇帝爱听的话，等时局改易，讨论“土地改革家”不再时髦时，他们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