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整个认识倾向。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丰富得多，他势必要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如果鲁迅日后遭遇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甚至有可能逐渐淡忘那往日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成年之后的经历几乎时时都在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理感受，从在日本看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到一九二八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现实的见闻不断充实那些“小鲫鱼”式的意象的深刻涵义，以至当鲁迅把它们描绘出来的时候，它们早已不仅是往日的印象，而更凝聚着鲁迅现实的感受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黑暗的现实不断强化他过去的阴郁印象，这种印象又使他对黑暗现象的感受特别深切，随着他那种洞察心灵病症的眼光日益发展，他甚至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周围人们的精神病态常常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最触目的特征。他以后越是目睹历史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那些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就越不由自主地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甚至到他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有位历史学家说，我们将带着旧神迁往每一处新居。就鲁迅的精神发展来讲，这旧神就是他童年时代的阴暗记忆，而黑暗的社会又在所有新居都为这旧神安放了合适的神龛，越到后来，新居的气氛还越合乎旧神的谕示，以至当鲁迅成年以后，对病态人心的注重几乎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认识习惯了。他当然不会被动地依从这种习惯。他有自己尊奉的哲学观念可以依赖，更有近在眼前的切身利害必须考虑，凭借这两者的帮助，他完全能够超越自己的认识习惯。但是，他仅仅是能够超越而已，在他那些深层的心理活动中，在他对世态人情的具体感受中，在他观察社会的个人视角中——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仍然不能摆脱那种习惯。就在唯物主义观念逐渐支配他逻辑思路的同时，那尊旧神依然稳稳地坐在他心理感受的区域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却还会习惯性地把“国民性”看得很重。

我们从理性知识当中抽绎出一套对现实世界的完整理解，却又身不由己地要去体味另一些截然相反的生动印象。在许多时候，这种矛盾往往成为创造者的努力的出发点，可如果遇到分崩离析的黑暗时代，当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表现得异常复杂的时候，它却每每会成为先觉者的痛苦的总根源。人毕竟不能长期忍受认识上的分裂，他总要尽力把那些出乎意料的感受都解释清楚，这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能够把大部分感受至少在表面上协调起来的。可是，崩溃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越是预感到山洪正在远处的群峰间迅速聚集，就越会对眼前这泥沼般的沉闷困惑不解。对现实的亲身体验非但不服从他对人生的理性展望，反而常常使他对这展望本身都发生了怀疑。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就是陷入了这种矛盾的深谷，左冲右突，精疲力竭。我甚至觉得，黑暗时代对先觉者的最大的折磨，就是诱发和强化他内心的这种矛盾。不幸的是，鲁迅正遇上了这种折磨，那个时代以他童年的不幸为向导，以他成年后境遇对这份不幸的强化为推力，一步步也把他拖进了这样的一条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