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嘉柏丽尔也说过可可是个“糟糕”的名字；然而她为它在全世界所得到的认同而骄傲，尽管从未从她父亲那里得到过承认和赏识，但它印证着她无可争辩的存在。不过它毕竟是个生造的名字，一个她父亲从来不认识的名字，哪怕她声称并非如此。“如果在战前有人告诉我说我将会是举世闻名的可可·香奈儿，我会发笑的，”她对黑德里希说，“香奈儿女士有四千个雇员，还有英格兰最富有的男人在爱她。而现在，我就是可可·香奈儿！然而，它不是我的名字 ……人们在街上拦着我：‘你真的是可可·香奈儿吗？’在我签名的时候，我签‘ Coco Chanel’。两周前在一列去卢塞恩的火车上，整个车厢的人都排队走过来看我。在我自己的地盘上，我被称作‘女士’；那是不用说的规矩。我肯定不想在香奈儿精品店里被叫做‘可可’。”（这些看起来不连贯的句子是黑德里希记录下的采访原话；那些一笔带过提到的她的名字和那火车的，都是他录下的原话。）

说实话，没有人确切知道在嘉柏丽尔的童年人们怎样称呼她，也无法知道“可可”的别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香奈儿在晚年告诉克劳德·德雷：她父亲会说英语，在外省被认为是“异端”的表现。 —这个说法似乎非常不可能，但却有可能与她成年后爱过的两个英国男人在头脑里有某种联系（卡柏男孩和西敏公爵，这两个人都被证实对她不忠）。她还对德雷说，她父亲在多次外出游历中有一次为她带回一件礼物：一个跖骨做的笔架，一面描勒了巴黎圣母院，另一面则是埃菲尔铁塔；以及她曾在一个墓地里给这块加工过的骨头挖了个坑，把这份礼物埋了起来，上供给死者。

如果香奈儿自己的说法可被采信， 6岁的时候她总是在一个墓园里流连忘返。“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隐身处，喜欢躲在那里玩耍和做梦，”她对保罗·莫杭（他把她的这些回忆写进《香奈儿的态度》）说，“而我的是在奥弗涅的一处墓地。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连那些死去的人也没有我认识的。”然而对她来说，埋在那儿的那些死去的人好像又有了生气，哪怕他们像他们的坟墓一样寂静无声。“我是这个秘密花园的女皇。我喜欢它的地下居民。‘只要有人想念他，那么死者就没有死去。’我会这样告诉自己。”

她对两座无名氏的墓尤为依恋。她用丽春花、雏菊和野矢车菊装饰那两座墓。她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布头娃娃带到墓园，因为那是她为自己亲手缝制的。她告诉莫杭：“我想要确定有人会喜欢我，然而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却是些冷酷无情的人们。我喜欢独自说话而不去听别人说什么，这或许是因为最初令我敞开心扉的是那些死去的人。”

在嘉柏丽尔的记忆中，母亲的形象只是一团虚弱、模糊的影子；然而在香奈儿错乱的讲述中，点点的暗红色血渍就像溅染在白纸上挥之不去 —她的故事中，病女人咳在白色手绢上的鲜血，还有一个室内为红色调的房间，与简·爱小时候被囚禁的不祥房间颇为相似。香奈儿后来成为勃朗特姐妹的书迷，反复阅读《简·爱》、《呼啸山庄》（关于几近乱伦的激情故事，关于禁闭的门和狂想的故事）。但是她对红房间的描述也让人想起 19世纪的另一部小说 —夏洛蒂·柏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那部小说的女主角生下孩子后就疯了，撕掉了关禁着她的那个房间里的彩色壁纸。在香奈儿的故事里（就像她对保罗·莫杭讲的），墙纸是红色的。她当时 5岁，她的母亲已经病重，她和她的两个姐妹被一起带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叔叔家暂住。“我们被关在一间贴满红墙纸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