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外界看来，他们是光芒四射又极为成功的一对。香奈儿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帽子之外，她也开始出售服装。一如既往，她只做适合她自己的设计——男孩子气的针织衣，从卡柏的运动服装那儿借取的灵感 —而他以自己的财力来鼓励她的品味。但似乎她就此放下了年轻女孩的浪漫幻想——放弃了她还是小女孩时曾那么渴望的紫色裙子 —好似也坦然接受了蕾丝婚纱永远不会属于她。“我曾经幻想穿上无比华丽的裙子的年纪，那些女英雄们会穿的裙子，已经一去不返，”她对莫杭吐露说，“我甚至都没有那些修道院制服，在童年时我曾为之自豪和雀跃，披肩上点缀着圣灵或者圣母圣童徽饰的丝带；我不再想着花边；我知道所有浮华的东西都不适合我。我只留着我的山羊皮大衣和那些简洁的衣着。”“卡柏对我说：‘既然你对这些如此沉迷，我会找一个英国裁缝来，为你把你一直穿着的这些衣服，精致地复制一遍。’在康朋街的所有一切就是这么来的。”

她取得了成功 —也对外界展现出无可挑剔的外表，可是内心却受着煎熬。她告诉黑德里希，有一天她在赛马场接连三次失去知觉：“我很容易晕倒。我有太多欲望，受到太多刺激，我生活得太过紧张。我的神经承受不了这些。一切瞬间袭来 ……我站在一位绅士身旁，他的马正在飞驰。突然，我有一种感觉，他离我越来越远，一下子。多么可怕的感觉！我倒在地上，想着，这就是结局，一切都结束了。”

她没有说出这位离她而去的绅士的名字；其实她或许从不曾摆脱会失去卡柏的恐惧（这个爱人对她来说是父亲，是兄长，是完整的家庭），这恐惧甚至会压倒她的一切雄心壮志。“好几次，我毫无意识地被带回家，不是那种女人常有的歇斯底里的眩晕。我倒下，双眼一黑 ……我好像要死掉了。”香奈儿在和黑德里希的谈话中不断地回到这个话题。“他们对我谈起，这是一种神经紊乱，”她说（但没说他们是谁），“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不敢过马路，不敢再去教堂。我也不再去望弥撒 ……”无论这些紊乱的根源是什么，她始终相信卡柏能神奇地治好她。“卡柏男孩治好了我，用他无比的耐心，他只是不断地安慰我：‘如果你觉得要晕了就倒下吧。’他把我带到人多的地方。‘我就在这儿，你不会有事的。你晕倒时我就在这儿。’”

可是他并不可能永远都在；他来了又去，出现又消失。她说，她在工作的时候恢复了健康，尽管她从不承认，但香奈儿公司才能给她安全感 —一种可以在世间真正独立的踏实感 —比从卡柏男孩那儿得到的更多。因此，才会有这个她常常说起的故事，但她发现卡柏为她的生意和透支额度向银行做了抵押担保，她以为自己挣了钱，其实连还银行的贷款都不够。他告诉她这件事的那个晚上，他们正在去圣日耳曼吃晚饭的路上。她坚持马上回他们在巴黎同居的公寓。她告诉莫杭：“我觉得非常难受。根本没胃口吃什么……我们回到加百利大道的公寓。我看着我原以为是用我自己的钱买来的那些漂亮东西。可是这一切都是用他的钱买的！我靠他的施舍生活！ ……我开始恨这个为我付钱的很有教养的男人。我把手袋砸在他脸上，然后逃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