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连德国报刊也“对中国北京与南京政府在全中国施行主权的能力表示怀疑”。1934年8月，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本参谋本部致力与南京德国顾问团建立联系。其政治目的是，藉此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以使中日亲善接近。”

1934年12月，日军依据《塘沽协定》中的“概归还至长城之线”的模糊概念，推进至察东的大滩、南围子一带，威胁中国守军后撤，制造了察东事件。

1935年1月19日，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高桥坦通知何应钦，要他令宋哲元部撤出小厂、东栅子、长梁、乌泥河一带，否则，日军将以武力解决。何应钦便要宋哲元将上述一线之中国军队后撤，在长城以外应竭力避免冲突，长梁、乌泥河及其他处所凡日方认为有抗日反满倾向的组织、机关，一律撤至后方。宋哲元与日方的交涉尚在进行之中，1月24日，日军进攻东栅子的中国守军，并派飞机轰炸独石口。高桥坦进一步向何应钦要求中国放弃长城以南的大片领土。何应钦却表示可以接受，并命令宋哲元派人与之谈判。

2月2日，宋部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与日军第十三旅团长谷实夫在大滩会谈，不仅按何应钦的指示接受日方全部无理要求，并表示“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主动将中国军队缴获的汉奸伪军的枪枝弹药如数归还。这一以口头承诺，不履行文字手续而自动执行协议的“大滩口约”，为以后进行何梅谈判提供了试验性的先例。

日军得寸进尺，借口天津两个报社汉奸社长白逾桓、胡恩溥被暗杀和追“剿”孙永勤义勇军的风波，挑起了华北事件。日军矢口咬定两个汉奸被杀是中国当局有计划的排日举动，是对日本驻屯军的挑战。同时，由于日军加紧进攻在热河南部英勇抗击日军的孙永勤部义勇军，迫使孙部越长城南下，进入所谓“军事缓冲区”。孙永勤曾要求河北遵化县县长何孝怡补给弹药，以便继续抗日，但遭到拒绝。日军借口遵化县县长庇护义勇军，违反《塘沽协定》，有碍关东军消灭孙部，书面通知何应钦，日军将进入遵化消灭义勇军。

5月29日，酒井隆、高桥坦分别代表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前往居仁堂会见何应钦，认定上述两事是对日本和“满洲国”的“扰乱行为”，如这类事件再利用平、津为根据地，日军将把“停战区域”扩大至平、津，且将再发生八国联军侵华和九一八事变之类似问题。为此，酒井提出撤换于学忠，撤退国民党在河北的党、政、军及特务机关，将中央军调离河北等无理要求。

在酒井隆、高桥坦向何应钦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日军第四师团的四个联队和一个工兵大队也向华北开进，扬言若不同意其要求，日军随时可以自由行动。何应钦明知这是日军企图不战而得平、津，但却担心既无实力准备与日军硬拼，又怕妥协不周，惹出事端，影响了正在川、黔“追剿”红军的蒋介石，弄得里外不是人，只好再三“持隐忍态度”，电告南京批准，先自动将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副团长丁昌等免职。日军并不以此而餍足。5月30日，驻天津日军竟开至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滋事。日本飞机也频频出动，在平、津上空低飞盘旋。何应钦一个小时之内，与于学忠通电话三次，迫其辞职，遭到拒绝。最后经蒋介石同意，于5月31日决定河北省政府移驻保定，撤换了于学忠和天津市长张廷谔，命令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停止活动。

6月8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召开扩大军事会议，研究日本陆军部制定的《处理华北交涉问题纲要》，“决定以武力为背景，采取强硬态度”，迫使何应钦答应已提出的各项要求和“在全国取缔排日行为，解散各种排日团体”。为配合这一行动，日方命令驻华北的陆、海、空军及特务机构以加强战备为中心，实施对平、津和华北的军事压迫。

6月9日，酒井隆、高桥坦又面见何应钦，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四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