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前夕，苏联派切列潘诺夫重返中国，担任蒋介石的顾问。切列潘诺夫到达武汉的当天，何应钦因巡视防务外出，特派武汉空防司令代表他前去迎接。何巡视归来，便去拜见顾问，并请他到家中做客。因为是老相识，在坐的几位都是何的亲戚，彼此便不拘束。因武汉常常遭受日军空袭，切列潘诺夫便问王文湘，有空袭警报时她怎么办？是跑外国租界还是躲进防空洞里？顾问又认为他们的防空洞离何应钦的家较近，便邀请王文湘和何应钦等，如躲警报时，可到他们的防空洞去。这一热情友好的表示，引来了王文湘一连串对何应钦的不满，仿佛何应钦无能，未给她提供安全和舒适。特别使王文湘来气的，是何应钦没有给她搞一辆汽车，使她做什么事情都感到不便。何应钦根本不申辩，任夫人埋怨。当时，由于燃料奇缺，除了蒋介石本人外，当权者们谁也没有为自己的家眷备有专车，何应钦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远比他在官场中的廉洁更让人信服。王文湘的埋怨，意外地使顾问看到何应钦生活上依然保持着黄埔军校时期那种稳慎严谨，从而冲淡了他与何应钦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那段不愉快的回忆。

切列潘诺夫到达武汉不久，便对国民党军委会的状况有了一个约略但却是实质性的了解。特别是他第一次参加军委会的工作会议，对何应钦在统帅部的作用就有了基本正确的估价：何不过是蒋介石的传声筒。通过开会和日常工作，切列潘诺夫还看到：“军事委员会纯粹是徒有虚名的机构，何应钦身兼二职，……但实际上，他与作战和军训（后勤除外）方面的问题毫不相干。”他凭直觉意识到，何应钦可以利用身兼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之便，“毫不掩饰地呆在办公室里躲避征战了”。的确，在武汉会战前后，何应钦都没有亲临过前线。苏联顾问对何应钦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所以讨论军事问题时不经意流露出的不满被蒋介石所察觉。武汉会战失败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上，犹如当年在黄埔军校研究军事训练的会议上一样，蒋介石在右，何应钦在左，切列潘诺夫居中，蒋介石目光扫视着何应钦和切列潘诺夫，建议何应钦应沿着从长江到黄河的战线去巡视一番。不论从军事上，还是从政治上来看，这都是很有必要的。何应钦虽然不很情愿，但表示即刻动身。他外出巡视一圈后，即于11月25日赶至衡山主持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一年多来作战的得失，制定战略相持阶段的方针。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宣读的开幕词，几乎就是切列潘诺夫关于武汉会战的总结。而何应钦的讲话、指示，差不多千篇一律都是重复蒋介石的某一思想或某一计划，或展示幕僚们准备就绪的各种计划、方案、资料。不是他没有独到的见解，而是他不愿也不敢发挥。这就透露了他被迫抗战的心态，展示了他多年来才渐臻成熟的伴君之术。抗日战争中的重新合作，使切列潘诺夫深切地感受到：“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至今一晃十年了，何应钦外貌的变化并不甚大，只是我觉得他好似有些萎靡不振。他使人感到，他对于人民的力量，对于顺利地摆脱军事困境是没有信心的。显然，深藏在他内心的念头是：打下去是徒劳无益的，应当寻求与日本妥协的途径。……简而言之，如果一切取决于他，那他就会跟日本进行任何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