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姥爷家被抄。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把瑰宝国粹砸得稀巴烂，明式家具、字画儿什么的在院子里烧到清晨，在砸碎了的古董碎渣上殴打姥爷和姥姥，把他们打得半死。我的大舅俞天恩，平时不大说话，蔫吧哧溜的，见谁都点头鞠躬，举止极其礼貌，像个日本人（不知是否与留学日本有关）。在批判会上，他和红卫兵站在一起，昂首挺胸很勇敢的样子，长长的分头耷拉在额头上，显然今天他的头发上没有了昔日亮亮的梳头油。他走过去抽了自己的父亲一记耳光。

从这天起，姥姥就有些精神错乱，清醒时默默不语，糊涂时在街上到处找自己的孙子、孙女，见小孩就问：“你是爽子吗？”

姥爷、姥姥被赶出家门，南小街八十六号青灰色的围墙上写满标语、口号。

家门是两扇漆成黑色、包了铁皮、厚实又气派的大门，上面用钉子整齐地镶嵌着精制而吉祥的花纹，据说那是姥爷花了不少心思和钱，找在天津租界给德国建使馆的外国工人定做的。这座曾经在我心中象征着“永远安全”的庄严大门右上方，现在挂了一个醒目的牌子—“南小街街道革命委员会”。

姥爷带着姥姥投奔到旁边内务部街大儿子的家，大儿子带着全家人堵住大门，不许进。两个老人去海淀魏公村，想在外语学院教书的二儿子俞天民家，二儿子婉言推出父母。二儿子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外语学院留洋的人太多，他也不是右派。

姥爷拉着精神错乱的姥姥，来到住在海淀区的三姨姥姥（姥姥的妹妹）家。三姨姥姥不肯收留他们，拿起他们的包抛得老远，跺着脚喊道：“我没有你这个臭资本家的姐姐！我家老头是贫苦人家出身，我早就和你们划清界限了……滚！”三姨姥姥自一九三九年从乡下投奔北京的姐姐，一直负责给我姥爷看管海淀的别墅，他丈夫管理花园和菜地。

人与人之间个个心中有笔混淆的账，“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父亲常常提起岳父对他的不是，但是今天姥姥、姥爷就站在门口……我插在大人之间扑上去，死死揪着姥姥肮脏的袖筒，“进—来，爸，妈，让我姥姥进来，进—来！”我的父母让出了大门口，收留了他们。我充满感激抬头仰望父母，一股钦佩，我像看神一般看着父母，仿佛在他们犹豫是否准许两个老人入室的瞬间—世界在我心中眩晕了一下，当姥爷、姥姥迈进我家门的一刻—世界没有崩溃，保存了一份大美。

姥姥、姥爷在我们家住下。姥爷当时还行，姥姥神智时清时迷，看不住就往街上跑，见了小孩儿就叫“爽子”。姥爷后来就不行了，一拐一拐的，母亲找附近中药店的一个老中医，老头儿说：“给资本家治病我害怕。”母亲求了半天，他同意了，说：“毛主席也倡导救死扶伤。”老头儿就偷偷在他自己家给姥爷扎针。

一天，我母亲急急忙忙冲回家，门弄得叮当直响，这很不像我那一向动作轻柔的妈妈，她说：“有人打小报告了，刚贴出大字报─大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岳父和丈母娘。”红卫兵后脚跟上来，看了看老人们，到门口命令道：“赶快轰走他们！”母亲不情愿，“老人有重病，已经无法对党和国家制造什么危险了。”红卫兵就拿出扩音喇叭在街上喊，要对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的行为，采取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当下父母把姥爷、姥姥送回内务部街二号，哭着求他哥哥收下老爹老娘，日后安全了一定接走……

大舅竟然收下了他们，把老爹老妈安排在小院儿里一间六平方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这座小院子是内务部街二号里面大院看守住的地方。一九五○年“公私合营”运动时，姥爷被迫交出了近百间房地产证，政府开恩给姥爷保留了内务部街二号的产权和这个看守的房子。大舅就住在这儿，房依然还属于老两口。

没有多久，姥爷半身不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