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利亚·施耐德和邓肯一起，叶赛宁来到了位于普列奇斯金卡的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这是苏联政府专门为邓肯建造的，邓肯提议喝点茶。伊利亚·施耐德明白，这里不再需要他了，确切地说，是用不着翻译了，于是他就回自己家去了。从这一刻起，叶赛宁和邓肯便没有分开过，第二天叶赛宁就入住新女友家里了。

他们的罗曼史不仅马上人尽皆知，而且成了头号新闻。他们也不隐瞒自己的关系，叶赛宁几乎每天晚上都带一大群政治委员和意象派诗人到自己意中人的单独院落里来。在邓肯家里总是很开心，餐桌几乎被形形色色的佳肴压塌，香槟酒成箱地送上来。

据说，伟大的邓肯的厨房中的所有美食都是被直接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邓肯得到苏联当局令人难以置信的赏识，不开玩笑地说，在俄国人都往国外跑的情况下，这个勇敢的女人却逆潮流而上，大摇大摆地迎面而来。这时，甚至她穿的衣服也基本上是红色的，还用无产阶级的音乐创作舞剧。除她喜欢的《马赛曲》（Марсельеза）之外，还加上了《国际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很快，她还跳上了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歌曲舞蹈！此外，她还主动接受采访，骄傲而激动地宣称：“我是红色的！”

有人拼命吓唬我们。在巴黎，俄罗斯的前任大使马克拉科夫（Маклаков）和与天才的俄罗斯作曲家同姓的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到我家。嗯，他们两个人都请求我，那个柴可夫斯基甚至在我面前跪下来，求我不要到俄罗斯去，因为我和伊尔玛一到边境就会被强奸，即使我们能顺利抵达俄罗斯，那我们也必须得吃汤里面漂浮着被砍下的人手指头的菜。

邓肯这样对记者说。

出色的公关！可是，这样的广告在任何年代都价格高昂。于是，在普列奇斯金卡大门前就聚集了一大群“信使！信使！三万五千人全是信使！”，给一头红发的女神送来珍贵的香水、皮草、酒店的美食和晚会的华服。

邓肯的奢华，她的疯狂宴饮，她的无数罗曼史，她那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挤满了信使、意象派诗人、可卡因吸食者、醉醺醺的演员和醉醺醺的肃反工作人员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使贫困而愤怒的莫斯科眼花缭乱。

弗拉基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众所周知，邓肯，或许像叶赛宁的狐朋狗友们戏称的那样：普列奇斯金卡的杜西卡，富得令人难以置信，钱多得数不过来。叶赛宁这个小傻瓜真幸运，第一次来白石城，就凭借在沙龙里弹着巴拉莱卡唱着粗野难听的四句头顺口溜赢得了万千宠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富婆。还有人编了下面这个令人讨厌的小调：

不要批评得太严苛，

我们的叶赛宁不是那样的。

欧洲有很多的伊莎多拉—

却很少有伊莎杜拉克。

要是我们的读者突然请求这个小调的作者上台表演，他肯定不会躲闪，而会微笑着走上舞台：“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但他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看着那么年轻标致的诗人挽着一个老太婆的手臂走来走去心里难过。而且叶赛宁谈恋爱也不关他的事。不过，对外来名人掩饰不住的憎恨并不妨碍马里延戈夫每天跑到邓肯的大房子里来吃吃喝喝，听话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