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伙人是分层次的。头牌的大名角，出外住宾馆，有汽车。其余的住后台，出外全凭两条腿。到外边干什么事，全都“腿儿”着。每次演出过后，后台的演员热闹去啦，先吃夜宵，然后聊天；最后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喝酒，划拳，闹到两三点钟才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就该吃午饭了。住宾馆也有不同，如李世济这样的，通常住市委特别接待的宾馆，费用饭费都由对方掏；比她差一点的，则住该城市平常些的宾馆，费用由剧团掏。此外就是车，前者往往市委派了专用车，不用就闲着，整天待在宾馆的门外—这也是待遇；再一种，是剧团到了所在城市，自己掏钱租一辆，以备不时之需。“角儿”对这些是很计较的，出门在外就靠演出挣钱，所以团长的作用就是服务，把主演伺候好了，你的责任就尽到了，到时候还能升迁。

“角儿”在外出期间几乎处在纯艺术的真空状态。白天睡觉养精神，晚上精神养足了，就拿上舞台呈献技艺。刚散场时往往很累，累得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冲完澡，吃完夜宵，换上自己的干净衣服，这亢奋的劲头就上来了，同时丝毫睡意也没有了。他想说话，想找人聊天，想找人听他跟你白话。找谁呢？剧团其他人都住在剧场后台，离宾馆远，另外与自己也隔着层次。可如今不同，“角儿”忽然发现我去了，于是就找我，因为我经常借“角儿”的光，与他们同住在宾馆。“角儿”也分等级，最重要的住套间，带客厅；一般的住豪华单间；再次的住标准间，俩人一屋，剩下的那张床，大多就归我。“最重要的”找我，我就去套间的那个外间，从午夜一直谈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这“最重要的”最后冲我一挥手：“我困劲上来了，你也休息去吧……”我往往找张小的纸片记几笔，是今晚聊天中最能成文的东西，然后轻手轻脚回到自己房间，生怕吵醒同屋的一般“角儿”。等次日中午起床，再打开电脑写文章。文章分两种。一种报屁股、消息之类，直接为剧团服务。这类本来是记者的活儿，但角儿懒得接待他们，同时更怕他们写的不准确。再一种是自己的大文章，写这类文章我事先绝不告诉“角儿”，等我的大文章在大报纸上发了，我仍然不告诉他。一直要等到每年三月开“两会”时，“角儿”往往会遇到老资格的文化人，是对方先向自己打招呼，说最近看到一篇写你的“大文章”。“角儿”这时才兴奋起来，忙问文章在哪里。等他事后找到文章一看，发现竟然是我写的，此后对我自然就另眼相看了。所以到后来，一部分“角儿”都习惯出门要约我，他们向院部“借”我，只说是谈本子（这是借口），实际就是他们谈人生谈艺术；甚至是谈他们学艺术的大环境大背景，经常是非常精彩。如果你在北京找他谈，他浮在名利中，根本静不下来。在北京，他们事情太多，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只有出门，越下边越好，他们才能渐渐沉静进单纯的艺术中。跟你平等地对话，也容易恢复他作为“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