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适与苏慧廉(5)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作者:沈迦


谢福芸在这一章,还写下了她对胡适的欣赏:

教授在一本英文新书里——这一作品肯定耗尽了他血管中的每一滴血——彻底抛掉了骄傲,书里的话一定会让他的许多同胞惊骇莫名。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真实,而是太真实了,毁灭性的真实,不能说出来。教授写道: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即我们中国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比我们好上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贫穷得可怕,我们的百姓灾难深重;文明的民族应当为此感到惊诧。”

但接着往下读:

“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渊薮,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

“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

他最后写道:“我们再不要欺骗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说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读一读日本现代史吧,让我们在羞惭和忏悔中永远丢掉自负和自欺。

“然后,当我们彻底地、诚心地忏悔了,让我们庄严虔敬地下定决心:我们必须做小学生。”

教授写下这些话勇气可嘉。满怀清教徒般的热情,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真理的思想家不会错到哪里去;他的话对他那一代人不无益处,他们最好听一听。如果有个上帝要求牺牲和服务的话,那就是真理的上帝;从长远看,真理的上帝赏罚公正。

这里是施洗者约翰的呼唤,尽管他没有衣兽皮,居荒野。他的叫喊是以赫胥黎为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书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近来的动荡和喧嚣中,他思索着,权衡着。他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比马克思和列宁更伟大,更永恒:这是灵魂做出的重大抉择。

莫斯科插曲

威灵顿代表团结束在中国的考察后,便动身回国。咨询委员会全体要在伦敦召开会议。

苏慧廉是在哈尔滨与胡适会齐,“七月二十二日,两人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 西伯利亚铁路上个世纪初开通后,是亚洲前往欧洲的最快捷路线。

从哈尔滨到英国,中间要经过莫斯科。胡适一生中仅这一次到了苏联,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的主张。

1926年7月30日胡适抵达莫斯科,他在此停留了三天。期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胡适这三天的行程,自认为很受教育。这在他当时写给好友张慰慈的信中可看出: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联。

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他并没有看到其间国家强大与民众弱小的关系。

看胡适思想史上的这段插曲,我有时不免胡思乱想。那几天胡适下车去莫斯科,如果“思想保守”倾向改良的苏慧廉也一同随行,又会是个怎样的结果?胡适临离开苏联时,还意外地与共产党理论家蔡和森邂逅,那一刻苏慧廉如果也在场,这三个人又将有怎样的思想碰撞?

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岔开了一条轨道。

苏慧廉可能是另有要事,所以胡适在苏联逗留时,他没有下车。也因此,他比胡适先几日抵达英国。

1926年8月4日,星期三。这一天的傍晚,胡适抵达伦敦。胡适以为没人知道他是今天到达,没想到的是,当他走下火车,苏慧廉、安德生及王景春已在车站迎候。故友重逢,他很开心。“回馆,与兆熙同餐,谈甚久。与Soothill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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