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写此信时将届百岁，握管无力，字迹潦草，多有重叠，几不成行，难以辨认。她断断续续，用三种颜色的笔，花两个星期的时间写毕（由《苏雪林日记》推断）。但思维清晰，语锋不减当年。所述史实确否，有待专家论证，至于评说，当是她一家之言。

笔者是个编辑匠，对文坛同列间的恩怨因果知之甚少，是个门外汉，无资格置喙。权将苏信呈出，供读者品评、研究。但我十分认同耿云志先生的说法：“晚辈唐德刚因对胡适稍有不恭之词，惹得极其崇拜胡适的苏教授的大不满。”

胡适（1891—1962）、苏雪林（1897—1999）、唐德刚（1920—2009），同占中国现当代文坛三席，同为“徽骆驼”。苏、唐同为胡的门生。“本是同根生”，结怨却如此之深，耐人寻味。或因苏雪林对胡适“极其崇拜”，生性过于偏执，加之传统的为尊者、长者讳的思想影响所致吧。而唐德刚毕竟较苏雪林年轻得多，新思想、新观念自然也多，对世事的认识自然也不同。用唐自语，他秉承了胡适的“对老师半肯半不肯”的教诲，以“有一说一”的精神“诠胡”。加之唐氏的文风活泼，以庄谐相杂见长，就易遭人误读吧。

苏雪林曾寄我她的《浮生九四》、《犹大之吻》和《我论鲁迅》等。她过世后，成功大学给我寄来一套十五卷本的《苏雪林日记》。我将这几部书跑马观花翻了一遍，大致理出苏雪林对胡适崇拜的心路历程。

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中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她与胡适既有同乡之亲（同为徽人），又有师生之谊。苏雪林在北平女高师求学时，胡适曾授课《中国文学史》（上）一年。苏自言，她那时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不敢趋访。当胡适在班上说他写的为呼吁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李超传》比《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时，“吓得我们舌挢而不能下”，以为此说是“荒天下之大唐”。后见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继遗产权不绝，宪法为之修，方有所悟。胡适诸人创办的《新青年》、《新潮》，“列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惬我心”，遂敬意大增，由钦敬到崇拜。

1928年胡适在上海长中国公学，苏雪林与冯沅君同去拜访，胡适让太太以徽饼招待。胡适说此饼是徽人外出艰难谋生奋斗的标志。苏雪林据此次造访撰文刊于报端。后胡适将己著和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独立评论》源源寄赠她，关系日近。1936年鲁迅逝世，苏雪林给蔡元培写信，攻讦鲁迅，又将此信底稿寄胡适征求意见。苏雪林“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遭到世人一致的谴责，也受到胡适的严厉训诫：指责她“如此批评”“未免太动火气”，那些咒骂“是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疏远。1948年10月初，胡适到武汉大学作《二十九年后看五四》的演讲，苏雪林与袁昌英结伴去听，并合影留念。苏雪林颇为得意，还特地多洗了几张“留备送人”。《苏雪林日记》（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出版，下引日记均出于此）第一卷开篇记之甚详：“胡先生讲前，有自治会学生代表先作介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之精神，意欲刺激听众，但自胡先生讲后，该生又上台，出言颇对胡先生不敬。谓胡先生为投机分子，故能适应环境，又谓胡先生靠美国援助云云。然胡先生毫不介意，并含笑与该生握手，殷勤慰问，其气量之宽大，亦称罕有。”又大发感慨：“胡先生之所以为胡先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1948.10.5）胡适演讲后，苏雪林见汉口《正义报》大骂胡适，遂在日记中斥其言“狂悖”，是左派，“不足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