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庐诗谈

小引

在我初敲打着智识之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诗。不必说，即刻迷上她了。

过去相当悠长的时日里，我曾在诗的河流中恣情游泳。与其说是从她得到精神的慰安，还不如说是从她得到精神的倚赖，得到精神的滋补。配力但。生活本身扭转着它的方向。诗渐渐减轻了对于我的支

人生多少是有点奇妙的。脱离了诗的精神羁縻的我，却又靠了她来维持物质的生存——谈讲她，竟成了我的一种糊口的职业。

这里，一些关于她的零碎意见，是随兴记下的。有的写在六七年前，有的还是新近的手笔。说来也该惭愧，我们还不算太疏远的关系，却不能使我对她有更丰饶更深邃的理解和表白。这点儿实在太微小了。

西洋有句隽语：“语言是诗的化石。”意思，一切语言，当它产生的时候，大都是活生生地具有诗趣的。

现在我们如果细心体味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也往往可以嗅到那种浓烈的诗的香气。在那里，语言多半还在花开的时期。恰好相反，在一般文人智识分子笔下或口头，我们倒常碰到那腐朽的花瓣或僵冷的黑石块。

很普通的意思一经名匠就眼前事点染，往往就成了俊语。东坡骊山诗：“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叹说帝王兴土木，劳百姓，本来不过是平常意思罢了。可是经他慧心一融合，却显出了那样清新的韵味！

陈思王《鞞舞歌序》说：“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

这位中古的杰出诗人，见解到底也远超过陆士衡等千百倍。

大家都爱赏或称道李后主那些凄艳的词篇。实际上这位风流皇帝，并不是全不会做别种风格的韵语的，他那“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念起来就差不多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悲壮意味。又像“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语气壮阔豪爽，可说开宋代苏辛一派的先河。

诗文里语词的美丑，往往不在语词本身，而在于他裁截配合的是否适当。好像邓尔雅赠别诗：“至竟相逢无话说，依然后事下回看。”“无话可说”，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本来是相当俗气的语词，可是经过我们诗人的一番灵心陶镕，就有着洋溢的诗味。随园咏钱诗说：“解用何尝非俊物。”这话正可应用到诗文语词处理的问题上。

前人论诗，多针对时弊发言。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所指的现象，不但不能够理解他所以偏激的原因，且也不容易充分领会他精确的所在。

东坡与孙觉诗：“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表面好像达观，骨子里是很愤激的。元遗山与冯吕饮秋香亭句：“莫对青山谈世事，且将远目送归鸿。”词意相近，热力却减弱了。

山谷说：“文字难工，惟读书多贯穿，自当造平淡。”这话很有意味。因为多读书，多明理，才能够捉住事物的意义和条理，而把它简当地表白出来。尼采也说过：“他是一个思想家。这就是说他能够处理事物比本来简单一些。”

帕斯迦尔(B.Pascal)在他的遗著《沉思录》里，说一般人所谓“诗的美”，是从诗的那种“不确定性”来的。我们以为如果在客观上没有某程度的确定性，固然没有所谓医学和数学，也决不会有所谓“诗的美”的。

肉煮得太烂熟了，自然没有多少味道，可是让它连腥带韧送到嘴上，也不是叫人快适的。诗文也同具这种道理。太烂熟的话句，固然叫人厌恶，要只是那么硬生生的，不是一样叫读者皱眉头吗？

少陵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作家才能够抵达的境界。在一般的初学者，倒是钟记室的那两句话更切合事实：“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

诗词中所描写的景物，必须是最撩动作者情思的。要不是，尽管描写得怎样确切精工，不外是些详实的山经水志或博物志罢了。钱载《夜行将至柳前作》句：“滕县南来众山静，徐州东下大河深。”有的批评家称它做“地志”。实际上那种山川形势如果不是跟作者当时的心情很有关联的，那么，就大可不必烦劳他的笔尖了。

前人盛称东坡诗文善用比喻，精巧的地方不是别人所能比并。近来细读《剑南诗集》，却觉得放翁很爱用对照修辞法，而且往往收到丰美效果。随便举一例：“白发萧萧病满身，冻云野渡正愁人。扬鞭大散关头日，曾看中原万里春。”把极度不同的前情后景对举起来，作者那种悲痛心境就凸出纸面了。

艺术的精进虽然可以用人工去催促，却不能没有阶段地突跃。古人说“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正说破了这层道理。

戚元敬不单是一位精能的将军，而且是一位俊逸的骚人。他那“朔风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的诗句，决不是一般文人笔下容易写得出来的。我很爱王仲瞿题他坟茔的那两句诗：“篝灯肃法中军静，鼕鼓吟诗万马眠。”雄豪中饶有韵致，正是戚将军性格的恰好写真。

现代欧洲一位著名的神秘诗翁，曾经板起面孔说：“不是古人使用过的情感，你别相信它会有什么深奥的地方。”我们很想这样回答他：“那些没有在古人篇章上出现过的诗情，它深奥的地方正是你不能够或不愿意领略的。”可是他老人家连耳朵也未必肯打开呢。

读何其芳君的《夜歌》，在那些写景的句子中，我特别爱念下面几行——

我们的敞蓬车在开行。

一路的荞麦花。

一车的歌声。

单纯，朴素，却有新味。山谷曾经极口赞赏荆公“扶杖度阳焰，窈窕一川花”的句子，说简短中含有几个意思。也许正因为有这种特色，在另一方面，它就反比不上何君诗句的流利自然了。

郭希声《闻蛩诗》结语：“苦吟莫入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这正是诗文赏味界限性的一种说明。

孟东野句：“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谈诗的人大都笑他胸怀狭窄，不知道这正表白着一种很悲酸的人生体验。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文姬《悲愤诗》)寥寥十个字活写出当时胡兵的强暴情景。真是语不贵多了。

江文通到了晚年失去文才的故事，古代必得乞灵于神秘的解释，但是我们却尽可以应用社会学或病理学去说明它，谁说科学和文学研究是风马牛呢？

没有外缘不容易涌动诗思，闭坐斗室中，虽不是绝对不能够产生诗感，但到底比不上外出时候的印象辐辏，诗兴翻腾。所以徐玑诗说：“客怀随地改，诗思出门多。”

有一次，歌德谈到席勒在任何场所的自由不拘束，因而感叹自己是外物的奴隶，不能够发挥本性中的伟大成分。在别的地方，歌德也好像表示过相似的意见。像歌德那样敏感而又真实的诗人，是不会看漏自己相当重要的缺点的。这种反省能力和坦白态度，也正是他不可及的地方。可是现代一部分盲目的批评家，却要把他当做全知全能和全善的模范圣人，这种不当的谄媚，歌德本人有知也是决不愿意接受的吧。

王静安氏说：“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在新文学运动以前说这种话，不能够不佩服他的卓识和大胆。

使用旧诗体去表白新事物，新情思，即使能够做到怎样充分的地步，面前还是横着一座大难关，就是，作品的神和形中间不容易造成极端和谐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却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所决不能够缺少的。

陶渊明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一种平实冲淡的境界，李太白的“长歌尽落日，乘月归田园”，却另是一番恢奇豪宕的境界了。

东坡观鱼台绝句：“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这可以当做一篇论同异的哲学文章看。

鲍明远才情激越，卓卓独创，可惜他没有深造的理趣，所以到底不能到达第一流作者的境地。

《后山诗话》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东坡曾经耽读过《刘宾客集》，这也许是事实。可是要寻找苏诗多怨刺的原因，却不能够单单在这点上着眼。东坡所生长的社会状况，他个人的政治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教养和交游，都是不能轻忽的。《刘宾客集》即使曾经影响苏诗，要不过是外在条件的一种罢了，它决不能够看做产生怨刺倾向的全部原因或最重要原因。

诗人需要有千里眼，顺风耳，他可以看到和听到那些普通人不容易见闻的形象和声音，同时他还需要有近视眼，逆风耳，这样，他才可以省略去那些即在附近可是对于艺术并不紧要的东西。

宋唐子西说：“文章即如人作家书乃是。”这话自然是至理，可是家书何曾容易作呢？所谓“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的古谚语，就已经道破其中的消息了，因此，世间才是恶滥的诗文多，而真切可涌的篇章少，更何足怪呢？

古人做诗话的本意，有的是论诗艺，有的是讲道德，有的是备掌故，有的是留纪念，也有的是讽时事。明人胡震亨做的《唐诗丛谈》，虽然作意并不单纯，可是假借唐人诗语来批评，或感叹时事的意思却很显明。例如关于李涉《题连云堡》诗说：“边上事作不得，说不得，古今一揆。”关于郑五题中书堂诗说：“言国运且衰。旦夕有愚智同尽祸也。若今人处此，则一切讳言矣！”这些都不是针对着时弊而说的话么？

陶庵论结交的对象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诗文上也有相似的情形，许多具有深情真气的作品，往往带着某种疵累。反之，有些作品，在它身上，你不容易找出显著的疵累来，实际却是平庸的，冷死的，它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纸花罢了。学院的批评家喜欢称赏后者，对于前者，却常常不惜给以攻击或鄙视。

宋人曾批评东坡“以诗为词”。清代江顺诒在《补词品》上也说：“弩张剑拔，雨骤风驰，雄而且健，窃恐非宜。”他们都以为词的风格必定是要“婉约的”。实在这不过是从词的早期作品中得来的一种观念罢了。它决不能范围尽千古作者的心手，苏辛派词学的成功，不是明白地宣告它的无效了么？如果我们从文学思想史上去看，这种把一定风格固着于一定诗体的理论，原是拟古主义者的常态，在词论上的应用，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

“模仿说”是西洋自希腊以来诗学上的一种重要学说。但是在中国诗论史上却没有占过什么位置。这大概因为中国向来所谓“诗歌”，大都只指那些短章的抒情作品，跟西洋主要指诗剧、史诗等描写性的大型作品很有差别。这种从描写性作品出发的诗歌学理，我们过去只有在谈论广义的诗作(好像赋和曲等)时候才多少被提及罢了。

十几年前日本文坛上曾经盛行过一种文学流派，作者在创作上的主要能事是“安排新鲜的感觉”，叫个“新感觉派”。这派的主将横光利一氏，在我国一般新文艺读者脑中并不是一个怎样生疏的名字。本来文学是植根在人类生活和精神深处的东西，把它的表现方法只限制在表面的感觉方面，自然是走入了岔路里去的。可是，文学到底是依形象去表现事物和义理的，在适当的限度下，安排一些新鲜的感觉，至少可以叫作品不堕落到一般的陈套境地。散文这样，诗歌也一样。记得俞平伯氏的《忆》里有这样的两行：

窗纸怪响的，

布被便薄了。

这是简单而又很见效果的一种表现——他叫我们亲切地“感觉”到那种寒冷的情味。

诗是成立在感兴上的，因此它的产生需要有力的刺激物。接触活泼的丰富的人生和自然，当然是一种机缘，就是吟诵别人的作品，也是刺激灵感的机会。不过初学者由于蕴积太浅，加以技艺不熟，在诵读后写出来的东西，大半不免是一些没有生命的仿制品罢了。

“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这是宋朝丁公言在海外所做的诗句。东坡也有和它很相像的一联：“花非识面常含笑，鸟不知名声自呼。”批评的人断说丁句远不如坡句，可是没有举出理由来。我以为大概因为前者只是新巧罢了，后者却富有一种“人间味”的缘故。

一首诗包含着丰富深沉的意味，这是可以的，或者还是应该的。可是如果在诵读上，必须是一个百科全书家，是坐烂了裤子的哲学者才能理解或感应，那么不管它含蕴着怎样可贵的东西，也决不会成为人群文化或精神发达的酵母的，因为它除了学院里三数饱学的或其具有特殊癖好的先生们觉得津津有味以外，大多数读者会感到什么呢？

在考古学上据说有一种“始祖鸟”，形态在现在的鸟类和爬虫类的中间。它是一种过渡期形态的飞禽。

在文学上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有这种始祖鸟式的作品，它一面已经粗具了新形态，另一面又相当保存着某些旧形态。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之、沈尹默和刘大白诸先生的新诗，不正是那种新文学形态上的始祖鸟么？

有人批评白乐天，说他是假仁假义的，这话好像有些不了解人类心理的真实状态。人类的心理往往是矛盾的，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例外。白氏的慈悲心肠或山林思想，不一定不能够和他那享乐一类的心情或行为并存于一身。我们可以指摘他精神或性格的矛盾，却不能够骂他在作诗上造伪做假——虽然文学史上并不是绝对没有这一类的作家。

袁中郎、袁子才等明清诗作者兼诗论家所主张的性灵主义，对于传统的伦理主义及形式主义的诗学，没有疑义地是一种大胆的“敌对说”，这种新诗学，从来只把它看做纯属文学上的新奇主张，那是相当皮相的。一种敌对旧诗学的新学说大都是一种新社会意识的表白，性灵说的公然提出，必然有它社会基地上的根据。尽管它还未达到发展或完成状态，但多少必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体认或社会欲求。从文学意识上的关系说，它好像是和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有较密切的血缘的。这个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认真探索过。可是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要被提出和解决，而且那结论断不会跟我们现在所预想的相差得太远。

“大概可以用散文去述说的，就不应该用韵文”，芍科伯(M.Jacob)这句话虽然多少不免把诗的疆土削小了，可是对于那些缺乏辨别力和节制力的诗作家却正是一杵晨钟。

陶渊明生活疏散、风致淡远，所以他的咏荆轲、叹三良等诗，尽管有豪情俊想，却不能够形成挺拔雄浑的篇章。一个作者的生活、性情关系于作品的风格是很重大的。

黄蘖祖师说：“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念头稍缓时，便宜庄诵一遍！”“欲坚道力凭魔力”，对于这句明末殉节名臣(瞿式耜)的诗，我们也不免要做同样说法。

舒立人《月夜出太湖》句：“半夜横风吹不断，青山飞过太湖来。”下句把静物当做动象表白，比东坡名句“浙东飞雨过江来”更加奇警。我们读着，好像神意也要跟它飞动起来。

诗人胸怀耿直，语言锐利，最容易惹嫌怨，招祸害。古来因为诗语得咎的真不知道多少？所以当东坡贬谪杭州的时候，他的弟弟(子由)就劝告他“西湖虽好莫题诗”。敏感的诗人们，自己是不会不领悟到这点的。诗圣杜少陵就常常在诗中提到它，例如“文章莫浪传”，“将诗不必万人传”，又如“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大都有忧惧贾祸的意思。陆放翁也说过：“文章畏客传。”

张茂生说：“夫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这两句话是不单适用于“咏物诗”的。

章实斋的文史理论，实在不少精辟的地方。好像“六经皆史”的见解，就和现在最新颖、正确的文学论暗合。像《诗经》一类的文学作品，不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具有丰饶的历史价值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