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大人

贺明星的自传里，关于父亲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却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父亲“不需要参加劳动”的细节之外，还有其他关于父亲的回忆文字：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溥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任通达村长，而在伪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场场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后来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他的简单历史也就到此终了。

贺明星在自传中对父亲历史的回顾全部集中在以上段落中。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父亲的生平和事迹：

他生于清末民初，在家中排位老七。这一时期的贺氏，田产达到一百二十亩左右，创业初成，作为家中年龄最小的男丁，在劳动力富余的情况下得以被送进学堂读书。少年时代的他有可能就读当时县城里最好的学校，在那里学到的课程包括《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庄农杂字》《大学》等。学校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背书是必修的内容。他从小记忆力超群，每次背书，都能拔得头筹，深得先生欢喜。除此而外，学校里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规定，比如规定白天读书时所有的学生都要盘腿坐在炕上，不许回头，不许说话，大小便也需要严格限制——每个人每天领取四根“尿签”，谁要上厕所，必须将尿签挂在教室门旁的墙壁上，回来后将其交给先生或班长；如果没有把握好时间，早早地用完了尿签，就算真的屎憋尿急，也不会得到允许。他便是在如此森严的教育体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之后，他被举荐进入重点中学。二十年代中晚期，进入北平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在北平结婚，生育孩子。“九一八”之后，他携妻儿从北平返家，回到明水故里，在地方上先后担任了一些文职。伪满政权中期，出任了伪通达村村长，期间因为一些摩擦而与日本人发生过冲突，甚至将种马场场长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些事情，他被解职失业。虽然他是堂堂大学生，但在整个贺氏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却因为在做末胥小吏期间未能帮助家中扩大田产反倒欠下债务而遭到伯父和胞兄们的白眼。闲居了几个月之后，噩运突然降临，日本人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伙同汉奸冲进了他的家中，将其拘走。临走时，他深情地亲吻了熟睡中的儿子，并嘱咐妻子一定要让儿子读书。此后一去杳无音信，各种传言不断地撕裂着年轻的贺母之心和贺氏家族，最终，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贺被日本人在哈尔滨用酷刑致死，卒年三十五岁左右。

这是基于贺明星的亲笔自传而对其父的人生轨迹做出的一个大致判断，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则要经过确凿的考证。

判读以上文字，我们至少能提出这样的疑问：首先，1931年贺父有了孩子，当年东北三省完全落入日寇之手，明水县也在其中。按逻辑推理：此时的沦陷区和北平相比，后者要安全得多，而偏偏在这时候，他选择了回家，其动机会是什么？和家人团聚？保护家族利益及族人安全？这些惯常的理由都显得有些牵强。贺氏徙居明水已经半个世纪，人丁兴旺，地方关系势必错纵牢固，难道还需要一个常年在外读书、对乡关相对陌生的人回来持家？这显然不合逻辑。其次，他回家之后，在地方上先后出任了一些职务，虽然在日寇手下“苟且”，但毕竟是有一份工作，同时身后还有一个实力殷厚的家族，怎么可能欠下那么多债务？这一点不禁令人起疑。他所耗去的巨资，是否另有所用？再次，按照贺明星的回忆，父亲是因为殴打日本人和其他事情被洗刷解职，继而被带走构陷致死。从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合情合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有违常态：日寇怎么会仅仅因为贺殴打同僚以及在工作上不配合就将其随便带走打死？瑞安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地方上的青年士绅，日寇一边灌输“大东亚共同繁荣”政策，一边又对地方士绅大加迫害，对于地方之稳定，难道他们一点顾忌都没有？

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贺明星的父亲遭遇不幸，绝对不是其在自传中写得那么简单，必有隐情。

再考虑当年东北被殖民期间地下反抗斗争情状，自传中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父亲大人”，会不会和当年的反殖斗争有紧密联系？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辗转搜寻，一本编修于1998年的贺氏族谱以及两种明水官方文献进入了笔者的视野。

1. 《贺明星自传》。
2. 明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明水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第63页。
3. “种马厂厂长”，贺明星在自传中表述为“厂”，而在另外的一份回忆中则写为“场”，本文全部表述为“场”。
4. 贺氏族谱名为《谱书》，由贺氏后人于1998年6月手写而成，编写者可能是贺明星的族兄，《谱书》分为前言、贺门家规、贺门家史简述、后代传人表等几部分。后代传人表中所有男性都有详细姓名记载，女性除了贺明星母亲的姓名之外，其他均未记载，仅有姓氏。明水官方文献共两种，一是编纂于1989年的《明水县志》，一是1985—1991年间由明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四本《明水文史资料》，另有一辑为《明水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