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京纪行诗的酝酿及终结

严格意义上的上京纪行诗产生于元世祖创建两都、实行两都巡幸时期，但上京纪行诗的酝酿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几乎与元代文学同时开始。

杨镰在《元代文学编年史》中把成吉思汗十五年庚辰(1220)定为元代文学的发端期。其时，成吉思汗远征西域，契丹贵裔耶律楚材随军出征，留守在中亚河中府(中亚撒马尔罕)。耶律楚材把河中府作为文学活动的阵地，创作了《西域河中十咏》等系列作品。杨镰把十首《西域河中十咏》作为元代文学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元代文学开始于异域纪行诗。

出生于西域的耶律楚材的次子耶律铸，把他在西域、和林的所见所闻及生活情况也写成了纪行诗。耶律铸的笔触较早地伸展到了和林的周边，他的《金莲花甸》诗云：“金莲花甸涌金河，流绕金沙漾锦波。何意盛时游宴地，抗戈来俯视龙涡。”诗后作者注曰：“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界其中，东汇为龙涡。阴崖千尺，松石骞迭，俯拥龙涡，环绕平野，是仆平时往来渔猎、游息之地也。”耶律铸长期生活在大漠地带，他的以塞外大漠为题材的诗歌，是上京纪行诗的“前奏”，如《发凉陉偏岭南过横山回寄淑仁》：

浮游汗漫和南陔，直指凉陉是九垓。偏岭最饶秋色处，横山不出冷云来。未须白雁传霜信，巳早黄花带雪开。想得玉滦河北畔，有人独上李陵台。

因为独特的大漠生活经历，耶律铸喜欢描写异域风光，记录塞外的行踪及生活。这些诗，犹如酿酒时的“酒麯”，推动加速了上京纪行诗的产生。

除耶律楚材父子之外，中原道教宗师丘处机也是纪行诗酝酿过程中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至莱州(今山东掖县)传旨，敦请丘处机赴西域相见。次年正月，丘处机带领他的18位弟子，西行万里谒见成吉思汗。虽然此次行程的主要任务是宣讲道义，但是，师徒一行却做有纪行诗，记录了他们的西域之行。

元代统一以前，南北隔绝了有三四个世纪。居庸关之外，更是中原人士望尘莫及的神秘绝境。无法亲历塞外之地，故而中原人士的视野受到局限。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山西人张德辉却有幸北出居庸，将足迹留在了草原腹心地带。据张德辉在《岭北纪行》中记载，定宗贵由二年(1247)6月，他应忽必烈之召赴其衙帐，以备顾问。一路上，他发镇阳，过中山，出保塞，经良乡，度卢沟桥，到达了燕京。在燕京居住了几天之后，又继续北上，过新店驿，出北口，度居庸关，出南口，经榆林驿、雷家店，到怀来县，然后继续北上，出野狐岭、昌州，过鱼儿泊，历时一年，才到达和林汗廷。他“因纪行李之本末，以备忘之”，写定《岭北纪行》。

《岭北纪行》见于王恽的《玉堂嘉话》卷八，后人辑出单行，或题《边堠纪行》；或题《塞北纪行》。

《岭北纪行》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深刻地影响了元代的纪行类作品。

总而言之，蒙古前四汗时期是上京纪行诗的酝酿时期。耶律楚材父子的西域生活及其纪行之作、道教领袖丘处机师徒的西域之行及其纪行之作以及中原人士张德辉深入草原腹心地带的北方之旅之作，都推动和促进了纪行诗的产生。

纵观整个元代诗坛，纪行诗的种类多、数量多，除了写域内纪行诗之外，还有“日本纪行诗”“安南纪行诗”等，他们都将视野和笔触伸展到了域外。

至元八年(1271)，赵良弼以秘书监身份，代表元朝出使日本，在日本滞留一年，期间写有一卷日本纪行诗。虽然他的日本纪行诗没能流传下来，但“至元初期诗人与诗走出大陆，亲历异域，毕竟是文学史大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从南方北上入朝为官的台州人陈孚，又从北方南下，跟随梁曾出使安南。此行中，他用纪事体加注本事的写法，做了五言长诗《安南即事》。《安南即事》“等于是一部‘安南纪行诗’，对于后人写异域风光时用小注补充内容的做法有实际影响。”

继陈孚之后，色目人聂古柏于至大四年(1311)，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出使安南，并写有纪行诗。聂古柏，哈剌鲁氏，居庆元(今属浙江)，泰定元年(1324)甲子科进士，仕履不详。《皇元风雅》前集卷二辑录了聂古柏的18首安南纪行诗，第一首为《题韩文公祠》，最后一首为《题参政高公荒政碑》。

元代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空前广大，交通较为便利，和周边国家的交往也比较多，故而为时人的纪行之作提供了条件。但是，在众多的纪行之作中，上京纪行诗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种，诗人多，诗作多，创作时间长，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其他纪行类作品所无法比肩的。

元代上京纪行诗从世祖中统年间开始产生，一直到上都被红巾军所烧毁终结，几乎与整个元代相始终，而且从仁宗开始，创作就一直兴盛。根据上京纪行诗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以仁宗皇庆、延祐为界，元代上京纪行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产生和发展时期，后期是成熟和繁荣时期。具体情况见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顺帝晚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顺帝仍然年年巡幸上都，避暑作乐，没有丝毫改变。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12月，红巾起义军的一支由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由大同直趋上都，上都陷落，宫阙尽毁。“因上都宫阙尽废，大驾不复时巡。”期间，元顺帝多次想修复上都宫阙，恢复巡幸，但都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参议中书省事陈祖仁上疏道：“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顺帝最后一次巡幸上都，是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二十八日，明军逼近大都，顺帝仓皇“北巡”，这在张佶的《北巡私记》里有详细的记载。《北巡私记》，张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将其书命名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1370)正月，共17个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至此，元代的上京巡幸彻底结束了。

上京纪行诗，顾名思义，离不开上京，离不开对上京的巡幸。元代的两京及两京巡幸是上京纪行诗产生的土壤，而上京纪行诗是两京巡幸在文坛上的反映。上京被毁，巡幸失去了目标，上京纪行诗的创作便终结，也就是说，至正十八年上京被毁，严格意义上的上京纪行诗就终结了。但是，在元代，从世祖时期开始，上京纪行诗创作了近百年，在文人心中，甚至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已经“生根发芽”了。出于文学的惯性，心理的定式，在上京被毁之后，甚至在明初，文人们一直喜欢凭吊上京。上京纪行诗仍然在延续着，余响不绝。因为不能亲历上都，文人们就为上京风物画题诗，明人王偁《题画白翎雀》：“塞花原草度交河，往日曾随凤辇过。一自翠华消息断，空将遗恨寄云和。”白翎雀是上都地区的特产，文人不仅喜欢赋诗吟咏，而且喜欢为它作画，王偁就是通过为画题诗表达了对“历史”的缅怀。明人邱浚《座中有搊筝者作白翎雀曲因话及元事口占此诗》：“往事消沈汉道兴，毡车宵遁土城平。兴隆无复残笙谱，劈正谁知旧斧名。起辇谷前驼马迹，居庸关外子规声。不堪亡国音犹在，促数繁弦叫白翎。”诗歌中表达了诗人的凭吊之情。

元末上都被毁，巡幸停止，再加上战乱频繁，所以自此以后，文人们很少能亲历居庸关外，只能作诗来凭吊。但在明初，金幼孜却因为扈从明代皇帝出塞，再次亲历了塞外，并写有纪行诗。据他在《滦京百咏集序》中说：“予尝扈从北征，出居庸，历燕然，道兴和，逾阴山，度碛卤大漠，以抵胪朐河。复缘流东行，经阔滦海子，过黑松林，观兵静虏镇。既又南行百折，入淙流峡，望应昌，而至滦河。又自滦河西行，过乌桓，经李陵台，趋独石，涉龙门，出李老谷，迤逦纡徐，度枪杆岭，遵怀来而归。往复七阅月，周回数万里。凡山川道路之险夷，风云气候之变化，銮舆早晚之次舍，车服仪卫之严整，甲兵旗旄之雄壮，军旅号令之宣布，祃师振武之仪容，破敌纳降之威烈，随其所见，辄记而录之。且又时时作为歌诗，以述其所怀。虽音韵鄙陋，不足以拟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足以见当时儒臣遭遇之盛者矣。”这是一次军事行动，和元代为了“清暑”的巡幸自然不同，但是，却让作为明人的金幼孜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把塞外“巡幸”的滋味，他的《北征录》就是此次行动的成果。

金幼孜，新淦人，建文元年(1399)举人，官至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永乐八年(1410)，成祖北征阿鲁台，十二年征瓦剌，金幼孜皆扈从出塞，《北征录》即撰成于行军途中。《北征录》，一卷，分为前、后两录，分别详记了两次北征期间成祖言行、行军作战情况，以及行军路程、山川胜迹、见闻趣事等，可为研究明与蒙元残部战争的参考。

除了《北征录》，金幼孜还作有纪行诗。因为是出征打仗，和元代避暑取乐的感觉自然不一样，金幼孜的塞外纪行诗在记事中多描写战士的生活，以及作战的情况，如下面两首诗：

闰四月九日随驾宿龙虎台

军都邑废已无城，龙虎台空尚有名。山绕平原烟树绿，天连碧海暮潮平。清宵宿卫闻笳响，拂曙趋朝听鼓声。传道乘舆催早发，中军先已抗前旌。

九月十八日扈从车驾出居庸关外较猎

羽士如林亦壮哉，长风万里蹴飞埃。雕弓射雁云中落，锦臂鞲鹰马上来。绝壁重重围网近，高峰猎猎竖旗开。从臣载笔长杨里，谫薄惭无献赋才。

总之，尽管元末明初塞外纪行诗不绝如缕，但是，真正的上京纪行诗已经终结，上京纪行诗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