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 - 总论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及价值意义

总论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及价值意义

一、跨文化交流与英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

文化的传播交流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文化交流是交通畅达的自然结果。人类心灵活动所遵循的理本来不能有很大的差别，《易经》所以有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名言。但是因为有地理上的阻隔，每个民族各囿于一个区域发展它的文化；又因为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每个文化倾向某方面发展，具有它所特有的个性，逐渐与其他文化不同。不同的文化如果不相接触，自然不能互相影响；如果相接触，则模仿出于人类的天性，彼此截长补短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

这样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又必然引发对异国形象的认知与研判。也就是说，从特定文化视野中看异国形象，所涉及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识观念，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知，它离不开异质文化交流这个基本前提。人类总是按照不同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并创造其文化的。正是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个性差异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才有可能发生。然而，异质文化之间影响与交流的方向、程度、规模，总是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密切相关。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一时期，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兴趣更大，理解更深，借鉴更明显，在另一时期截然相反或充满敌意，其原因就是因为研究和汲取别国文化往往出于某种社会需要，有了这种需要才会产生动力。而且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异质文化总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点。那种在特定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具有恒常生命力，并成为该民族文化精神结晶的文化个性，普遍存在于这一民族思维活动、行为规范与文化传统之中。它们不仅是任何本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中对异质文化形象产生主客观印象的内在因素。

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源远流长，精彩纷呈，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英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大大早于中国对英国文化的认知。在此跨文化交往中，建构了英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的文化形象，而这种历史形成的异域形象又会影响后世英国学者及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选择导向及吸收程度。

早期（14—16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与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这方面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7）最为典型。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册，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65—1331）的游记脱胎而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景象吹嘘得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这种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形象在19世纪以后的英国文学里也不断被重复，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1797）是如此，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00—1954）的《失去的地平线》（Lost Horizon，1933）更典型。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到处传播，有关鞑靼大汗的故事也出现在“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er，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1387—1400）之中。其中《侍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里讲到了鞑靼国王康巴汗（Cambuscan）——所指有成吉思汗、忽必烈汗、拔都汗诸说。故事说他勇敢、贤明、富有、守信、仁爱、公正、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他有两个儿子，长子阿尔吉塞夫（Algar-syf），幼子康贝尔（Cambalo），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加纳西（Canace）。有一天，来了一个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中拿着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身旁挂着剑。那武士带来的这四样法宝，件件神奇无比。人骑上那铜马能到任何地方去，玻璃镜能使你看到别人心里想些什么，戒指能使你懂得禽鸟的语言，那把剑能医治任何创伤。后来，阿尔吉塞夫骑着那匹铜马，立了不少战功。加纳西因为有了玻璃镜、戒指和明剑，发现了一只已被雄鹰抛弃而不欲生的苍鹰，把它医治好、养育好……这样的东方故事亦让英国人惊异非凡，心驰神往。

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各种报道风行欧洲，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赞美与抨击并存，欣羡与鄙视相共。虽然他们借鉴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这些耶稣会士的著述，但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差异，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即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与野蛮愚昧的中国形象。

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的首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文明之邦，中国遂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天堂。受此种潮流影响，一些英国作家也把中国看作文明、理性、丰饶的国度，并对之神往和欣佩。在他们心目中，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瓦尔特·拉雷爵士曾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最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最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1614］这种来自东方的文明之光最早展现在英国人面前是在1599年。这一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得到了一件“装在一只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那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哈克卢特这部被称为是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的《航海全书》，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

在博学之士勃顿（Robert Burton，1577—1640）看来，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病，即“忧郁”（melancholy）。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

另一位英国作家韦伯（John Webb，1611—1672）则以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对中国的哲学、政府、孝道等大加赞美，特别是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primitive language）。在韦伯的书里，我们看到了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最恰如其分的赞美和钦佩。

在17世纪的英国，被尊为英国散文大师之一的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1628—1699）对东方中国更有“高山仰止”之意。这位有声望的爵士旅居海牙时大概读过马可·波罗、纽霍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1614—1661）和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等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因而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许受了这些作者的感染，此后便成了这一世纪称颂中国最起劲的英国人。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崇敬中国的孔子，称孔子具有“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并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不自觉地缔造出后世风靡英伦的造园规则。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亦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更是18世纪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理想。他将最初刊登在《公簿》（Public Ledger）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Letters from a Citizen of the World，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这部作品里涉及中国题材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果细加统计，可称得上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哥尔斯密在书中多方面称誉中国文明，并借那些中国的故事、寓言、圣人格言、哲理，去讽喻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来对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有益而有趣”的评论，企求中国的思想文物能对英国社会起一种借鉴作用。18世纪欧洲的不少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慨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比如19世纪散文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20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1903），重现了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与以上那种乌托邦中国形象相比，17、18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另一种中国形象则是批评否定性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无异于一个野蛮、愚昧、异教的民族。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1666—1722）认为中国的典章学术徒有虚名，何其幼稚，中国人与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威廉·匿克尔斯（William Nichols，1655—1716）甚至伪造了一则荒诞不经的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攻击中国的宗教与道德；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也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有那么久，不相信中国科学有那么高明。

颇有声誉的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在《鲁滨孙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等作品里，更是对中国文明进行肆无忌惮的讽刺与攻击。在他眼里，所谓中国的光辉灿烂、强大昌盛等耶稣会士颂扬中国的言论，丝毫不值一提；而中国人的自傲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事实上中国人连美洲的生蕃野人都比不上；中国的宗教则是最野蛮的，中国人在一些怪物的偶像面前弯腰致敬，而那些偶像是人类所能制造的最下流、最可鄙、最难看、最使人看了恶心反胃的东西……从而成为当时欧洲对中国一片赞扬声里最刺耳的声音。笛福从未到过中国，为何对中国的评价如此毫不留情、如此极端？我们可以从他的宗教信仰、爱国热情、商业兴趣和报章文体诸方面做些分析。

当然，笛福等人的中国观与坦普尔、哥尔斯密等人一样，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均是为了改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这就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状况：赞美者把中国的情况过于理想化，而批评者则抓住一点，否定其余。

如果说18世纪初的笛福对中国的严厉批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商业需要与文化偏见，那么，到了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这种否定性评价则成为主导性潮流。其中，1793年具有历史意义，这一年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清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构成欧洲人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19世纪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摒弃期。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视为停滞不前、落后愚昧的，而且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传播的国家。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相互作用的整个基础。一个被打败的民族不会受人尊重。所以，19世纪的中国渐渐被人视为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这些带有负面性的主导观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英国作家对中国的认知想象和形象塑造中。

总的来说，19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东方异域风情。但在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那里，东方中国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作“未驯服”的“蛮族”看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借其笔下人物之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古典作家的兰陀，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也谴责英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中国皇帝在他心目中是勤劳的伟人，中国的科举取士则为他的文人英雄论作了注脚。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小说家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从中国瓷盘上的柳景图案获得灵感启示，创作了其小说代表作《唯我主义者》（The Egoist，1879），将自己个人的巨大精神创痛和哲学研究变形为艺术，以警诫世人，评价时代，并以此说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过程中父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本质。

19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遥远的异国，在与西方文明迥异其趣的古老东方文明中找寻他们自己的艺术理想。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向往东方艺术，并从老庄学说中找到了思想共鸣。然而，这种美好的艺术理想在19世纪末兴起的“黄祸论”中，显得非常脆弱。这里，颇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Charles Henry Pearson，1830—1894）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A Forecast）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几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如盖伊·布思比（Guy Boothby，1867—1905）和威廉·卡尔顿·道（William Carlton Dawn，1865—1935）、玛丽·冈特（Ma-ry Gaunt，1861—1942）等，涉及中国题材创作时，均怀着极深的种族主义偏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而另一个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以其13部傅满楚系列小说引人注目。他所塑造的阴险狡诈的“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是坏蛋的典型。傅满楚形象可以说是20世纪初英国对华恐惧的投射的产物，影响深远。这一人物还出现在影片、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在欧美世界可谓家喻户晓。

不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布战争与义和团事件的历史氛围中，英国作家迪金森则通过其作品表示了对西方文明的忧思和对中华文明的理想信念，从而再现了18世纪启蒙作家关于中国的理想景观，同时也喻示着20世纪的不少英国作家对中国（当然是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中国，而非现实的中国）的向往之情。

对东方中国的新一轮希望，以一战的爆发为标志逐渐得到证实。发生在1914至1918年的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血淋淋的事实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弊病，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让一些对文明前途怀抱忧患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将眼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东方尤其是中国文明，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来中国追寻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灿，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比之于以往的欧洲作家，他对中国的赞美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为何如此袒佑中国，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感到自己的血管里似乎流着中国人的血，或则上辈子就是一个中国人。怀抱终身中国梦想的新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W．H．Auden，1907—1973）、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1904—1994）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William Bulter Yeats，1865—1939）、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等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詹姆斯·希尔顿则第一次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描绘了东方群山之中一个和平、安宁之地——香格里拉（Shangri-la），为西方世界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上述关于英国作家视野里中国形象的概述，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英国之行提供了一幅对外传播的历史图景。而且，英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借鉴，并非纯然自发的活动，而是以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需要为内在依据的。其原因正是由于研究和吸取别国文化往往出于某种社会需要，有了这种需要才会产生动力，才会排除困难和阻力去认识、钻研、介绍，进一步吸取异国文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这种社会需要也不是任意的，它要以文化主体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进程为客观内容，又要受各种外部条件如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商业交通、政治形势等因素的限制。

不过无论如何，主体根据需求做出的文化选择，制约着交流的有无及其所取的方向、规模和程度。因而，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探讨文化交流，要追究文化的影响是否和如何进入对方国家民族文化内部，最终转化或部分转化为该民族文化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全过程的实际状况。这种影响遵循的是由外向内的转化路线，即在外来文化强烈刺激下，促进了本土文化发生质的蜕变，由此孕育和发展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也是通过中外文化的对话交流与相互借鉴，进而促进自身文化变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英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语境

一般认为，比之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汉学起步较晚。不过英国汉学自《曼德维尔游记》所代表的游记汉学时代起，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回顾这六百余年的汉学发展史，我们发现其中呈现出具有显著差异性特征的几个时间段，据此将其细分为四个特征鲜明的时代：游记汉学时代（14至17世纪），传教士、外交官汉学时代（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学院式汉学时代（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中叶）和专业汉学时代（二战后至今）。

（一）游记汉学时代。13、14世纪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英王始听说中国。此后如《曼德维尔游记》《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等都是此时段的代表作。

（二）传教士、外交官汉学时代。从早期欧洲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汉学研究著作的英译本出版到19世纪初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麦都思（Walter Medhurst，1796—1857）、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英国本土传教士展开的中国语言研究、语言字典编撰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都属于此时期的汉学研究成果。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1807年，新教教徒马礼逊被伦敦传教会派至中国传教。1824年，马礼逊回英国休假，带回了他千方百计搜集到的一万余册汉文图书，后来这些书全部捐给了伦敦大学图书馆，为后来伦敦大学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沿用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援儒入耶的传教策略，学汉文，读汉书，编纂《华英字典》，创办杂志。为培养在中国的传教人才，他还创建了英华书院，成为第一位中英文化交流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教士。马礼逊虽以传教为主旨，但他作为交流的媒介，必须熟悉交流双方的语言、文化。为此，他将许多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推进了中国文学西传的速度，加深了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马礼逊之后的米怜、毕尔（Samuel Beal，1825—1889）、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麦都思、艾约瑟、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等人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的，他们的使命都是在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这些传教士虽然在中学西传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囿于使命的约束，他们始终站在帝国强势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文学。这一特点在外交官身份的汉学家身上也有体现。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8）、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梅辉立（William Mayers，1831—1878）、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等知名的汉学家都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居住过。尽管他们在汉学界名噪一时，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功勋卓著，但由于工作身份的特定性，其研究成果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殖民者借以进行海外侵略的工具。从对中国文学译介的策略看，传教士和外交官身份的汉学家尽管存在个体的差异，关注的对象也有所不同，但都表现出对英国主流文学意识的趋同。无论是马礼逊、理雅各、艾约瑟还是外交官出身的德庇时和翟理斯，他们的诗歌翻译都遵从维多利亚诗歌工整的韵律规则。

理雅各以对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享誉汉学界。就《诗经》的译本来看，他曾出版三个译本，一个译本是1871年的散文体译本，由伦敦新教会香港分会出版。1876年理雅各和他人一起对原版译文予以修正，出版了《诗经》的韵体译文。该书由伦敦忒鲁布纳公司（Trübner＆Co．）出版印行。1879年，理雅各应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的邀请，选取《诗经》中宗教意味较为明显的114首诗歌，出版了《诗经》的节译本。该书编入穆勒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三卷，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印行。穆勒是德裔英国的东方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印度的宗教与哲学，尤其是佛教，他翻译出版了大量佛教经文。理雅各《诗经》的第三个译本明显是对穆勒宗教热情的一种附和。就译文的质量来看，理雅各的散体译文明显高于韵体译文。理雅各的散体译文按照原文的字义逐句翻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叠韵的修辞格，意义的传达也明确、传神。韵体的译文则无这一特点，有些句子为了押韵，不得不用意译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且打乱了原文句子的顺序。李玉良认为：“（韵体）译文的准确性较首译本（散体译本）有所降低。”参看理雅各的生平资料可以发现，1871年理雅各尚在香港，随后便经日本、美国返回英国，1875年被聘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1871年版的《诗经》译本出版于中国，不必受英国诗学传统的羁绊，但1876年的理雅各作为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的特聘教师，必须按照英国宗教文化的传统来行事，为此他用韵文翻译了《诗经》。韵体的使用与英国文坛维多利亚诗歌的主流传统相吻合，借此可以保证译文在精英文化界的传播。这是英国传教士时期汉学家的共性。

（三）学院式汉学时代。最早可追溯到1823年由英王乔治四世赞助，托马斯·斯当东等创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简称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为英国汉学学科研究起步的标志。1837年，伦敦大学在托马斯·斯当东倡议下设立第一个中文讲座，这也是英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中文讲座。1858年，皇家亚洲学会吸收在华英侨艾约瑟等18人所创办的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联合在华人士更好地开展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最初该会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印度，但1824年发表的该会宪章声明中明确表达此机构的研究目的为“调查科学、文学和艺术与亚洲的关系”。1834年该会创办会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首刊上即有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1790—1855）研究中国商代青铜器铭文的论文发表。此会刊在1900年提出的办刊方针中主张“对人类知识无明显贡献之文一概不予刊登”。

除了学术机构，更为重要的事件是英国各大学在19世纪相继设立了汉学讲座教授教席，促使英国学院式汉学的进一步发展。1876年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牛津大学就任首任汉学讲座教授（1876—1897），从此开创了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传统。1877年传教士毕尔就任伦敦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888年前外交官威妥玛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成为汉学学科在英国正式成立的标志。

汉学研究逐步进入学院教学，在学院学术传统的影响下汉学研究所做出的结论变得更为严谨、客观与理性。但此时期担任教职者均为曾经的传教士或外交官，多有来华工作或生活的经历，学院办学方向也还局限于培养宗教、外交或贸易方面的来华后继之人，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主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生并不多见。1899年继威妥玛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翟理斯，曾于他汉学教学满十年的1908年，这样回答英国财政委员会关于是否在伦敦组建另一所东方学院的调查问题：“我在剑桥十年，仅有一个学文字的学生，我教过许多学口语的学生，有商人、传教士等，但学文字的仅此一人，我怀疑牛津是否有过这么一个。”历任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汉学教授的杜希德（又名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在其1961年就职伦敦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演说辞中也批评了此现象，他认为在19世纪占据英国汉学讲座教席的都是退休的传教士和外交官。他们不曾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不曾有过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研究教育。杜希德举了伦敦大学前汉学教授毕尔和道格拉斯为例，中国佛教学专家毕尔教授，成就与同时期欧洲学者相比毫不逊色，但他同时是繁忙的教区祭司；道格拉斯教授，1903至1908年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是一位前驻华领事官，他从事工作繁多，暂不论其水平，但他的活动中心可以肯定是在兼职的大英博物馆。

另外，要注意此阶段除了学院开展的汉学活动，还有一批业余从事汉学研究的汉学爱好者的研究成绩斐然。这一点德国汉学家傅海波（G．Herbert Franke，1914—2011）在《欧洲汉学史简评》一文中谈得很清楚，他提到一类非专业人士对汉学领域的冲击。他定义道：“非专业人士中的绅士—汉学家，即‘不必为一份工资而工作，或仅在业余时间做汉学研究’的人员。”傅海波认可并归于此列的有获得女王诗歌奖的阿瑟·韦利、第一个把《周礼》译为西方文字的毕欧（Edouard Biot，1803—1850）及译注两唐书的法国学者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891—1980）。此外，还有很多主要专业不是汉学，但为汉学做出不小贡献的学者如钦定的物理学家布雷特奈德（Emil Bretschneider，MD，1833—1901）、德国驻东京大使冯·居里克（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等。汉学家傅海波的这一“绅士—汉学家”提法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段增强了合理性。韦利曾在他发表于1940年的《欠中国的一笔债》（Our Debt to China）一文中用“有闲”概括这一群体的特征（men of leisure），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迎来了一个大转折：之前去中国的英国人都为政治目的，他们不是教士、士兵、海员、商人就是官员；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访问中国的阶层——有闲阶层，他们的目的只是急于多了解一些这个世界，像诗人、教授或思想家。……到中国的目的并非传教、贸易、做官或打仗，而是老老实实地交友与学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讨论的“业余汉学爱好者”界定，只是汉学发展学术史上的划分，并不代表其汉学贡献与地位的评价。

传统汉学时期的汉学家主要是传教士和外交官，都有旅居中国多年的经历。他们谨遵欧洲的学术传统，努力用英帝国主流的文化美学观译介中国文学，旨在传播基督的福音或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服务，带有较强的实用性，功利化色彩较为严重。刘正在《图说汉学史》中谈及英国早期汉学的发展状况时写道：“早期英国汉学的研究风气并不浓厚，自上而下以培养经商和外交的通中国话的实用汉学家或领事馆汉学家为基本走向。”张弘在《国外汉学史》的英国汉学发展部分中也说：“19世纪英国的汉学研究，比之其他国家，商业和外交气息更为明显。”急功近利的职业化追求约束了汉学研究者的视野，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语言的学习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明显欠缺。多数译作谨遵当时盛行的维多利亚文学传统，注重文学的整饬，诗歌译介中严格要求押韵。

（四）专业汉学时代。二战后，英国出现了一批受过汉学专业训练的汉学家，他们没有传教士或是外交官的背景，他们学习汉学源于对东方的兴趣，他们研究汉学为的是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从事汉学教学为的是开启求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之门而不是简单培训求学者的口语使其能顺利在华出任外交官、传教士或是商人之职。这批汉学家我们称之为专业汉学家，他们有着汉学出身且毕生从事与汉学相关的研究与著译工作。霍古达（Gustav Haloun，1898—1951）出生于捷克，早年在德国，1938年后来到英国从事汉学研究。他1939年出任剑桥大学第四任汉学教授，成为英国汉学史上第一位学者出身的汉学讲座教授受聘者。他采用正规的中国学研究方法，致力于中国古代典籍如散佚的诸子著作的复原工作与中国哲学中的具有个人特性问题的研究。西门华德（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1893—1981）是英国另一位外来的专业汉学家，他1936年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0多年后获得汉学讲座教席，他在中国文法、中国语言学、中国语音学、汉藏语比较研究及汉语学习工具书和教科书编写等方面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辟了途径。

继这两位外来的专业汉学家之后，英国学院派汉学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1923—2002）、杜希德、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及后来的伊恩·麦克莫兰（Ian McMorran，1936— ）、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 ）、伊懋可（Mark Elvin，1938— ）也逐步成长起来，再加上来自莱顿但在英国从事汉学研究的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1920—2002），成为英国专业汉学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正是他们从理雅各、韦利等汉学前辈手中接过汉学薪火并将其引入专业汉学的殿堂，正是这批专业学者促成了“力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的倾向日益增强”。

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英国汉学家的身份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原先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研究群中加入了一些对汉学感兴趣的学者，且逐渐成为英国汉学研究的主流。大学纷纷开设汉学课程，研究汉学的专刊数量与日俱增。汉学研究机构不再依附于教会或政府部门，出现了一批学养深厚的教师和学员，学科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特点。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英国汉学由传教士时期向学院派汉学的转变。现代知名的汉学家如大卫·霍克思、李约瑟、葛瑞汉、杜德桥等都是学院派汉学家的代表。学院派汉学家与前期汉学家不同，他们不再依附于政治或宗教，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从事汉学不再受制于官方身份的约束，主要依赖自己的学术颐养。从学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或宗教的角度入手，容易使中英间获得沟通和认知，使中英文化间的交往逐渐平等化、正常化。

学术界认为，英国汉学的转型时期应以1945年为界，原因是自本年伊始，英国官方对国内的中国研究先后进行了五次调研，形成了五个重要的报告。这些报告为中国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英国汉学的发展。第一个报告是1947年由斯卡伯勒爵士（Earl Scarborough）领导的东方、斯拉夫、东欧、非洲研究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Slavonic，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发表的《斯卡伯勒报告》（The Scarborough Report）。该报告促成英国政府于1947至1952年间为东方学和斯拉夫研究拨专款资助。1961年，威廉·海特爵士（William Hayter）负责的调查小组发表了著名的《海特报告》（The Hayter Report），该报告建议设立更多的教学职位，东方研究的领域也应该由语言扩展到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1986年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发表了《帕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霍德-威廉斯（Richard Hodder-Williams）起草了《霍德-威廉斯报告》（Hodder-Williams Report），1999年英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中国评估小组（HEFCE Review Group on Chinese Studies）发表了《中国学研究回顾》（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的报告。依据这些报告，可以看出官方对东方学研究的重视与资助，尤其是在汉学教育方面，这为学院派汉学家队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报告成为英国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派汉学转型的标志。

英国汉学研究的学院化虽然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但汉学转型的萌芽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阿瑟·韦利《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即描述过这一新出现的趋向。其中提到的那些人，如迪金森、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楚辅彦（Robert Travelyan，1872—1951）等，既非传教士，也非外交官，他们来中国没有官方使命，没有政治家的身份，完全以学者的姿态到中国交游、学习。他们是中英交流史上第一批与中国学人相处得较为融洽的学者。迪金森提携过许多中国学子，陈源（陈西滢）、张东荪、张君劢、徐志摩等都曾受惠于他。罗素初到上海，好客而急求救国之道的中国主人就深情地希望罗素做孔子第二，为中国指点迷津，谋治国安邦之大计。摒弃了帝国优越的霸权意识，这些学人开始用平和的眼光看待中国。韦利拜师于迪金森门下，是剑桥大学古典文学的高才生，他对中国的兴趣最早即源于迪金森的启蒙。

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文学交流史。程裕祯曾言简意赅地概括：“我们研究海外汉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历史的经验，促进这种人类间的相互交流。”从词源学上分析，交流communication来源于拉丁语commūnicāre，表示“分享，to share”，其中的词根commūnis意即“共同，common”。communication因而蕴含了人类对共有的物质或情感进行分享的一种良好愿望与交际冲动。汉学家承担的正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故而他们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学术意义及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海外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历史，也是西方学者认识、研究、理解、接受中国文明的历史。前文已提及，英国汉学自《曼德维尔游记》所代表的游记汉学时代起，至今已有六个多世纪的历史。参与其中的汉学家是西方世界借以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主要媒介，他们的汉学活动提供了中国文学、文化在英国传播的最基本资料。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无法绕过这一特殊的群体，“唯有汉学家才具备从深层次上与中国学术界打交道的资格”。尤其随着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的来临，英国学府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专业汉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与接受趋于理性和准确，在中国文化较为真实地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是献身学术与友谊的专业使者，是中国学术与世界接轨的桥梁。其中有如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思，他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交付给了他终生热爱的汉学事业，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阐释与传播工作。即使到了晚年，他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探究之情也丝毫不减。2008年85岁高龄的他与牛津汉学院原主任杜德桥和现任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 ）三人，一同专程从牛津乘火车赶到伦敦为中国明代传奇剧《牡丹亭》青春版的首演助阵。当晚的他非常兴奋，但回到牛津后就病倒了。2009年春，他拖着病体接待中国前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傅莹送给他的一套唐诗茶具又立时引起了先生的探究之心。几天后，霍克思发去电邮指出这个“唐诗茶具”中的“唐”指的是明代唐寅而不是唐代的“唐”，而茶具上所画是唐寅的《事茗》图，并就茶具所印诗作中几个不清楚的汉字向傅莹讨教。霍克思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研究为人折服！他是理性解读与力图准确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英国第一代专业汉学家代表，是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

因此，海外汉学家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他们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季羡林早在为《汉学研究》杂志创刊号作序时就提醒世人注意西方汉学家的至关重要：“所幸在西方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中，还有一些人‘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人数虽少，意义却大，这一小部分人就是西方的汉学家。……我现在敢于预言：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季老还指出：“中国学术界对国外的汉学研究一向是重视的，但是，过去只限于论文的翻译，只限于对学术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与借鉴。至于西方汉学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所怀有的特殊感情等则注意还不太够。”近三十年后，海外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张西平教授在其《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一文中仍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外传工作的，主要是由各国的汉学家所完成的。”

汉学家将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并精心从事对中国文化的翻译、阐释和研究，而他们的研究在其本国学术界也相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在他们的刻苦努力下逐渐走向了异域他国。通常汉学家不仅对中国文化怀着极深的感情，而且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是向西方大众正确解读与传播中国文化时最可依赖的力量。尤其是专业汉学家以学术本身为本位，其研究与译介中国文学与文化本着的也是一种美好的交流之心，最终致力的也是成就中英文学的交流事业。

本书正是试图立足于中英文学交流史的语境，研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以凸显英国汉学的重要特征及主要成就。撰著本书所采纳的研究路径，即通过翔实的文献资料的搜罗梳理及分析，力图还原所讨论的研究对象生存的历史语境，对这些英国汉学家一生所从事的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客观历史性描述，旨在总体性把握与整体性评价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进程中，汉学家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及其实际效果。

前文已述，英国汉学史也是一部中英文学交流史。文学交流史的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坚实的史料基础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与学术价值。傅斯年先生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而翦伯赞则强调“史料不等于历史”，即要对史料进行加工制造，这也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观念或曰史识形成的过程。鲁迅也特别强调“史识”与“史料”的统一，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

因而，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应该说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或汉学研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而呈现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传播影响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途径之一，是重视文献或者史料对文学传播史或汉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意义。中英文学交流史或英国汉学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成熟与它的“文献学”相关，中英文学交流，汉学关系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仍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诸多努力。

本书首先回顾了20世纪以前英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状况，通过追溯英国汉学的发端与中国文学西渐的开始，以及英国汉学的拓展与中国文学介绍的深入，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一个汉学史的参照系。

在此基础上，从总体上概述了中国古代诗文、话本小说在20世纪英国的翻译、评述及影响情况，对英国汉学史上某些重要的中国诗文、小说译本做了详尽的考辨与评述。同时重点关注英国汉学三大家翟理斯、阿瑟·韦利、大卫·霍克思在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是最早的中国文学史之一。该文学史初版于1901年，作为一部早期的文学史，从文学史写作角度而言，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然与此同时，却也不乏闪光点，因此，呈现出了驳杂、参差不齐的面貌。在英语世界，翟氏《中国文学史》一版再版，直至20世纪70年代。事实上，翟理斯晓畅的文风不仅使他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成为畅销书，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也使其影响力上达至官方政府。而对中国文学的见解则皆源于其所在汉学领域的成就。当然，当时欧洲文学史写作的大背景也是促成这部文学史诞生的主要机缘。因此，从总体着眼，可以说翟氏《中国文学史》是当时汉学领域的既有成果与欧洲文学史写作的总体环境下的产物。因此，从中英文学交流角度而言，该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是这一时期中英文学交流的阶段性总结。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部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其一主要阐释翟氏《中国文学史》产生的条件。19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的阶段性发展、翟理斯自身的经历及教育背景等皆成为了其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因素。同时通过与草创期国人自著之文学史的相互参照，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其独特的面貌。其二深入翟氏《中国文学史》内部，从文学史写作的相关理论出发，从内在结构上揭示这一文学史中暗含的前瞻性因素。其三结合翟氏《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外部条件及其自身因素，进一步阐释翟理斯观照中国文学的角度，即立足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目的来选择相应的中国文学，是英国汉学功利性特点与翟理斯自身兴趣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当代知名的汉学家之一，阿瑟·韦利以其译述的宏富而著称于世。他的汉学研究涉猎文学、哲学、宗教等领域，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尤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韦利的诗歌译文就以单行本的方式在中国出版，张元济称其为“吾国韵文西传之代表”。40年代初，吕叔湘在《中诗英译比录》一书中，就其迻译之文与诸位译家对照，详细分析其译法的得失。80年代后，韦利的译作越发受到国内译界的重视。但就学界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学界的研究多以单篇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的视角入手分析其译文的优劣。诚然，译本是研究的基础，离开文本，研究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以某一文本为研究对象，忽视它与其他文本间的逻辑联系，忽视译者风格的发展变化，研究难免窥其一斑，有见树不见林之憾。再者，译本与文学创作相似，它是作家才情、胆识、判断能力的综合体现，时代发展、学科转型在文本中往往会留下鲜明的印迹，韦利的译本尤其如此。离开英国汉学转型的历史背景，研究不免流于表相，难以深入。

作为英国汉学转型期的代表，阿瑟·韦利是以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形象荣膺英国文坛的。初涉翻译，他便摒弃传统汉学韵律体译诗的传统，采用散体翻译法，语言带有明显的汉语痕迹。译文的选择也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重。《诗经》《楚辞》，以及唐前诗赋的翻译，都表现出他对中国道家哲学、佛教思想及民间巫术的倚重。此外，韦利还采用西方的叙事方法，为中国诗人李白、白居易、袁枚作传，打破了传统汉学以译介为主的单一研究模式。

对传统译介手法的扬弃，使韦利成为游离于当时主流汉学之外的一个边缘者，其犹太民族身份与性格的怪异加剧了他与英国传统汉学间的距离。为此他埋身于中日文学典籍的译介中，企图从中寻找心灵的皈依之所，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虚静、隐逸的道家生活观对其影响至深，他甚至模仿中国文人弃官归隐的方式生活。在他心里，古代中国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心灵圣殿。为了进一步把脉中国文化之精髓，他利用一切机会结交中国学人。丁文江、徐志摩、胡适、萧乾等都是其私交甚密的挚友。

通过上述策略，韦利努力摆脱传统汉学研究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借此寻求中英之间的平等对话。但其固有的文化身份使他与英国传统文化间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虽然采用散体翻译的直译法，带有明显的异化倾向，但他注重译文的通畅，以此满足英国大众的阅读习惯，又表现出鲜明的归化意识。在其传记创作中，他沿用史传文学编年式叙事的模式来建构作品，但他以西方价值观为评判标准，对李白、白居易、袁枚存在诸多误读。

大卫·霍克思是英国现代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自上世纪40年代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那一刻起，他与汉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汉学翻译与汉学研究成果斐然，广涉中国诗歌、戏剧及小说各个文类。他所翻译的《楚辞》是欧洲首部完整的楚辞作品英译，出版当年即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协会中文翻译丛书”。他的《杜诗初阶》是西方读者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诗歌及中国诗人杜甫的最好读本之一。他与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 ）合译的《石头记》更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红楼梦》译本，一出版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拥戴。霍克思的译笔传神、流畅，不易企及，为中国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晚年的《柳毅传书》英译则包含了改编、翻译与配乐工作，为中国戏剧的西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汉学研究论文数量众多，散刊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亚洲研究》《哈佛亚洲研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中国季刊》《太平洋事务》《中国文学》等各大重要的海外汉学研究刊物，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杂剧、清代小说，再到近现代作家作品，他都有独到的见解，为英语世界深入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可谓是鞠躬尽瘁。此外，霍克思一生写下不少书评，重视海内外汉学研究学术前沿的把握，及时向西方世界评荐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汉学著作，为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他的牛津生涯影响与启蒙了一代年轻人，引导不少后学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其中如闵福德、霍布恩（Brian Holton，1949— ）已是现代英国汉学中坚。闵福德的《孙子兵法》、《聊斋志异》、《红楼梦》（后四十回）英译，霍布恩的苏格兰版《水浒传》等都已是汉学界知名的译本。霍克思毕生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努力。目前，关于他的研究多局限于他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红楼梦》英译本。2009年，这位伟大的汉学家在牛津家中安然辞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孜孜不倦的汉学活动及其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媒介作用，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全面研究与评介霍克思，这项亟待开展的工作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外传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戏剧在20世纪英国的传播已成为一道文化风景呈现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不少来华英人、汉学家致力于戏剧作品翻译、戏剧理论研究，英国20世纪戏剧革新亦有不少中国古典戏剧因素，如彼得·谢弗尔（Peter Shaffer，1926— ）的《黑暗喜剧》运用灯光手法表现黑暗；英国戏剧革新代表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1872—1966）与梅兰芳的交往也颇有渊源。本书在广泛搜集国内外史料基础上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挖掘阐释，以期对中国古代戏剧在20世纪英国的传播接受进行系统探讨。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予以具体探析。其一概述中国古代戏剧在20世纪英国翻译情况，思考本时期英国学人翻译动机，并以文本细读方式研究译文，从译文杂合度的变化视角来探讨其文化信息传递过程。其二通过利用英国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戏剧的相关史料，从比较文学视角爬梳他们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历程，梳理经验主义学术传统下英国学人对中国古典戏剧史研究、文类研究、主题学研究及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研究的独特成就。其三则从中国古典戏剧与20世纪英国探索戏剧革新的契合因素和戈登·克雷对中国古典戏剧文化利用两个方面考察其接受情况。

总之，我们力图站在比较文学跨文化交流的立场，论述中国古代戏剧在20世纪英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等，呈现其传播和接受全貌，并试图挖掘其文化、社会、历史等根源。

本书两个附录，亦有助于从广度（附录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出版年表）和个案深度（附录一：《红楼梦》英语译文研究），了解中国文学在英国源远流长且精彩纷呈的传播历程。

朱光潜：《文学与语文（下）：文言、白话与欧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30页。
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之“想象中的乌托邦——《曼德维尔游记》里的历史与传奇”一节内容。
契丹，本是中国北部的一个民族，10世纪初崛起后，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英名远播，致使欧洲人以“契丹”（Cathay）来称呼中国北部，进而又以“契丹”称呼整个中国。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对世俗欲望的热情，当然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分不开，同样也有来自远东契丹的诱惑。在他们眼中，“契丹国幅员甚广，文化极高。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契丹比拟者”（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
鄂多立克是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其著记中国情况甚强，有些记述为其他书所无。中译本为何高济所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但人们拒绝相信马可·波罗的描述，朋友们在他临终时请求他收回他传播的所谓谎言，以拯救他的灵魂。人们把他当作取笑对象与吹牛者的代名词，却丝毫不怀疑曼德维尔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直到17世纪，珀切斯还宣称曼德维尔是“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但他充其量是个乘上想象的翅膀、身在座椅上的旅行家。游记自然为面壁之作，人们对此也不是没有逐步察觉，关键是读者已经不在真伪问题上多费周折，倒宁愿不明就里地跟着作者到那些奇异的国度里遨游一番。
Norman Denny and Josephine Filmer-Sankey，ed．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an Abridged Version with Commentary，London：William Collins Sons＆Co．Ltd．1973．
《马可·波罗游记》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此书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欧洲对东方世界的认识。书中那个契丹（Cathay）国力之强盛、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工商与交通之发达、建筑与技术之进步，简直就是欧人理想中的奇境乐土。1502年《马可·波罗游记》葡萄牙文本出版时，出版者在前言里说：“向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拨旺了对那片叫作中国（Syne Serica）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契丹（Catayo）。”确实《马可·波罗游记》引起了许多航海家、探险家的注意，使之决意东游，寻找契丹。拉雷教授（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在《英国16世纪的航海业》一书中说：“探寻契丹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灵魂。……西班牙人已执有西行航线，经过马加伦海峡，葡萄牙人执有东行航线，经过好望角；于是英国人只剩下一条航线可走——向西行。”（转引自方重：《英国诗文研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2页）
自从《马可·波罗游记》等著述发表以后，鞑靼王国一直吸引着西方，同时也让西方感到惧怕：尤其是这个民族长得很丑。曼德维尔在他那部充满想象的游记里说这个民族是“邪恶的民族和魔鬼之流”。因而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中，鞑靼人成了长相和道德丑陋的象征。他们“野蛮、恶毒、残忍”，是“骗子、叛徒、不人道、大逆不道、蛮横无理、粗野、畜生一般”等，而且都是些盗贼。按照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说法，行酷刑和吃人肉似乎是这些鞑靼人最喜爱的娱乐。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钧、钱林森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103页。
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资深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指出耶稣会士著述中的中国无一不是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他们对中国的伦理纲常以及官僚队伍的理想赞美不绝。这些官员熟读诗书，以科举出身，受命于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去统治宁静的乡村，爱民如子；但对于诸如佛教煞有介事的过分的素食主义，道教故作玄虚的法术，随处可见的溺婴现象，以及娼妓及男子同性恋现象之普遍，他们也有记述。”参见罗溥洛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包伟民、陈晓燕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该书全称为《英吉利民族的重大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全书》（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99），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58～61页。
勃顿著有《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关于这部不朽之作涉及中国文明的情况，可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61～67页。
1669年，韦伯在伦敦出版了《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初始语言之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这是一本当时典型的关于初始语言的论著。书中推断：中华帝国的语言便是初始语言，是大洪水以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钱锺书先生说，韦伯的书代表着当时所能达到的对中国的最好认识，书中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而不是津津乐道中国风气的大杂烩”，它注重的是“中国哲学、中国的政府制度和中国的语言，而不是中国的杂货和火炮”。参见钱锺书：《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见《中国文献目录学季刊》1940年12月号，第370～371页。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Vol．Ⅲ，London：J．Rivington，1814，p．334．
威廉·坦普尔在《论伊壁鸠鲁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1685）一文附加的段落中专门描写和赞美了中国园林，并引用了一个词：Sharawadgi。关于此词的意义，历来众说纷纭。范存忠先生认为就是一种不讲规则、不讲对称的而又使人感到美丽的东西。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世界眼光的结晶——威廉·坦普尔对孔子学说与园林艺术的推崇”一节内容。
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115～123页。
陈受颐先生在《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载《岭南学报》第1卷第3期，1930年6月）一文里对这几点原因做了分析。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笛福眼里的中国形象”一节，对此亦有详细的阐释。
马嘎尔尼爵士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1792年9月26日启航，一年以后，1793年9月17日，使团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1794年9月5日返回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中国之行很不令人愉快。400人的使团近一半丧命。其中一个使团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使团的中国之行一无所成，中国拒绝了大英帝国的所有外交要求，并且在是否给中国皇帝叩头的礼仪问题上纠缠不休。就这样使团失望羞辱地回到英国。1797年，在马嘎尔尼的授意下，随行出使的斯当东编辑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这本书与使团随行人员对新闻媒体发表的各种报告、谈话，彻底打破了传教士苦心经营的中国神话。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相信笛福的诅咒、安森的谩骂、孟德斯鸠一针见血的批评。欧洲人如梦初醒，批判贬低中国成为一种报复。有关这段历史可参看法国学者佩雷菲特的著述《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详细论述可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德·昆西笔下的梦魇中国”一节内容。
兰陀的主要散文作品《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1824—1829）中，有一篇是在中国皇帝与派到英国去的钦差庆蒂之间展开的，名为《中国皇帝与庆蒂之间想象的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Emperor of China and Tsing Ti），能够让人们重温起往日那段乌托邦中国的美妙图景。
参见卡莱尔的《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作品。卡莱尔的友人称他为“东方圣人”，传记作者比之以孔子，对其推崇备至的梅光迪也将之称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载于1947年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
参见葛桂录：《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章“奥斯卡·王尔德对道家思想的心仪与认同”的相关论述。
参见葛桂录：《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章“‘黄祸’恐惧与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楚形象”的具体阐述。
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试看毛姆的傲慢与偏见”一节内容。
E．M．Forster，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4，p．142．
参见葛桂录：《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章“哈罗德·阿克顿小说里的东方救助主题”的详细论述。
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57～58页。
基督圣体学院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分院，理雅各被聘为汉学教授一职的薪金是由该院提供的。该院创办于1352年，由基督圣体会（Guild of Corpus Chrisi）和圣母玛利亚会（Guild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创办，该院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牧师。参看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托马斯·斯当东与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在英王乔治四世的赞助下，共同创立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其主要任务正如次年宪章所声明的那样：调查科学、文学、艺术和亚洲的关系。为了给亚洲学会建立一个图书馆，斯当东还捐献了3000卷图书，大致相当于250本图书。其所译《大清律例》（1810）是清朝刑法的删节译本，附有内容充实的前言，享誉学界。此外，还著有《中国丛说》（1822）、《1816年英国使节团赴北京活动记事》（伦敦，1824）等书，开了外交官研治汉学的先河。乔治·斯当东曾是马嘎尔尼爵士的见习侍童，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专员，后升行长，英国早期汉学家，1816年随阿美士德使团到北京，1823年起为英国下院议员，在中英关系的发展中具有权威作用，1840年主战，留有随马嘎尔尼使华日记、随阿美士德使华日记及回忆录，皆未发表。
托马斯·斯当东于1792年与其父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伯爵来华，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伯爵的侍从一同东来。来华途中，从华籍翻译学习汉语，后成为使团中唯一能操官话与乾隆对话的英国人。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来华时任副使。
但1843年任课教授去世后即中止，1873年起正式恢复。在伦敦大学担任中文教授的先后有毕尔（Samuel Beal，1825—1889）、道格拉斯（Robert K．Douglas，1838—1913）、文书田（Geroge S．Owen）、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1849—1927）、瑞思义（William Hopkn Rees，1859—1924）、卜道成（J．P．Bruce，1861—1934）等。
Stuart Simmonds＆Simon Digby，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London：E．J．Brill，1979，p．3．
Stuart Simmonds＆Simon Digby，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London：E．J．Brill，1979，p．34．
今天在牛津的中国研究图书馆里，仍然挂着王韬给理雅各的信，以及理雅各上课时的黑板手迹。牛津大学聘任的第四任汉学讲座教授是陈寅恪。可惜他取道香港时，适逢战争爆发，不能赴任，但牛津一直虚位以待到战争结束，又专门接陈赴英治疗眼疾，终因疗效不佳，而未能正式就任。
剑桥大学威妥玛早年就学于剑桥大学，1841年随英国军队参加鸦片战争。先后任英国驻华使馆汉文副使、汉文正使。1817年起任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退职回国。1888年任首任中文教授时，将掠得的大量汉文、满文图书赠予剑桥大学。1867年他编著的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采用了1859年自己首创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为后人沿用，世称“威妥玛式拼音法”。翟理斯后来改进此法，用于自己所编的《华英字典》中，于1892年出版，世称“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Wad-Giles romanization）。
受英国财政委员会委派研究在伦敦组建东方研究院的证词会议记录本，伦敦：皇家文书局，1909年，第142页，转引自［加拿大］许美德（Rufh Hayhoe）：《英国的中国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3辑），第473页。
C．f．Denis Twitchett，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an Inaugural Lecture i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in 196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德］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胡志宏译，见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Arthur Waley，“Our Debt to China，”The Asiatic Review，July 1940，36（127）：554．原文如下：“A great turning-point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had come．Hitherto all the English who visited that country had done so for political reasons，either as missionaries，soldiers，sailors，merchants or officials．About this time quite another class of visitor began to arrive—men of leisure merely anxious to know more of the world；poets，professors，thinkers．…who had come not to convert，trade，rule or fight，but simply to make friends and learn…”
刘正：《图说汉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David Hawkes，“Chinese：Classical，Modern and Humane，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25 May 1961，”John Minford＆Siu-kit Wong ed．David Hawkes：Classical，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9，p．7．
龙彼得虽然受业于莱顿大学中文系，不能算是英国学院派汉学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但他毕业后大多数时间在英国从事汉学研究，1972—1987年更是牛津大学第七任汉学教授，故而将他列入英国的专业汉学家群体之内。与龙彼得情况相反的是青年时代受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因其长年在美国工作，故此处无法列入。
黄鸣奋：《近四世纪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流传》，《学术交流》1995年第3期，第128页。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有关这五个报告的资料参看何培忠：《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0～198页。
迪金森于1912年访问中国，在中国漫游了大半年，先后到过香港、上海（在上海还见到了孙中山）、宜昌、北京，还到山东登泰山、访孔庙，1913年夏天从天津经海路回国。这次出访他还访问了日本和印度。参见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之“约翰中国佬的来信——静观迪金森对中国文化的理想观念”一节内容，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7～323页。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他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汉口、长沙、北京等地做讲演，赵元任任其翻译。从该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罗素在北大开设了五个系列讲座。1921年7月罗素经日本回国。参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91～158页。
楚辅彦，英国古典派诗人、翻译家，他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走得很近。1912年随福斯特、迪金森一起访问中国、日本、印度。他是一个反战主义者，对后世影响较大。代表诗集有Mallow and Aspho-del（1898），The Bride of Dionysus a Music-Drama and Other Poems（1912），The Death of Man（1919）等，译作有Translations from Latin Poetry（1949），Translations from Greek Poetry（1950）。
程裕祯：《汉学与人类间的文化交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方骏：《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之管见》，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季羡林：《重新认识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季羡林研究所编：《季羡林谈翻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同上，第60页。
张西平：《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4期，第85～91页。
可为之证明的事件包括：蔡元培先生就庚子赔款一事至英国商谈时，便会见了翟理斯，试图通过翟氏的影响力促使英国政府允诺，见《蔡元培年谱长编》；又中华民国政府曾于1922年向翟理斯授“二等大绶嘉禾章”。
Herbert A．Giles，Arthur Waley，Select Chinese Verses，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34，p．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