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简净】

少年，是人生中最为汪洋恣意的年华，吐着浓郁的青春气息，绽放着强劲有力的生命之光。然而，少年的张爱玲却是忧郁的，像包裹严实的茧，紧紧地关着心灵之门。

只是那次逃亡之路，让她的生命力完全爆发。原来，她的内心早已积蓄了一股骇然的力量，令她义无反顾。这力量来自她的孤傲与自尊，因为她不容许任何的屈辱与蔑视砸向她单薄的身体。所以，她逃，逃离那片灰暗，逃向不可知的命运。她的少年已然凌乱，她不惮走出那一步——走出父亲的家，即使注定漂泊，注定孤寂。

成年后，张爱玲也曾淡淡地表示，有时候她是喜欢父亲的家的，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喜欢屋里乱摊着小报，和父亲一起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后来，这种惬意成为她记忆中的一枚琥珀，弥足珍贵，珍藏于心。或许人世的沧桑巨变，令她了悟，放下了那些枉然的爱恨情愁，一切归于沉寂的往昔。

张爱玲来到了母亲的家，她曾热切向往的、温暖的家。她以为，她的生活会像美丽的画卷一般展开，她迫不及待地要为它涂上浓重的色彩，留下少年时的缤纷记忆。只是，渐渐地，敏感的张爱玲似乎觉得那是一种不可靠的幻想。

或许是童年时，纯净的眼睛里看一切都是美好的，母亲的家自然是个天堂般的乐园。而现在张爱玲已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有了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立场，这些更令她重视自己活生生的存在。渐渐地，她对母亲的依恋和崇拜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张爱玲曾说，是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这种爱无形中被装饰了，似罩上一层缥缈的美好，那美好却因她走进母亲的家而渐行渐远。小的时候，母亲领着她出门，穿过马路时偶尔拉着她的手，她感到“生疏的刺激”。来到母亲的家以后，她与母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生疏的刺激”不会再有了，她脆弱而敏感的心却被朝夕相处的平淡撕咬着，有些痛、有些怕。

母亲并非不爱她，并非不想让她有一个圆满的生活。只是，她无法像父亲那样有一份殷实的家业，负担张爱玲整个成长的历程。经济生活的无奈，令母亲焦灼。所以，张爱玲与母亲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膜，这种生硬的距离感，令张爱玲感伤。胡兰成说她“对好人好东西异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张爱玲是曾带着光环看母亲的，或许她对母亲的爱过于追求完美了。她为母亲变得现实而惶恐，亦为自己似乎不应该存在而无措。

在张爱玲离开父亲家的那个夏天，弟弟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也跟着来了。母亲跟他解释，她的经济力量只能抚养一个人，已经收留了姐姐，无法收留他了。弟弟哭了，滚圆的泪珠从那张稚嫩的脸上流下来。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那是一种无助的难过。其实来到母亲的家，她一直为母亲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感到内疚，她因不得不三天两头伸手向母亲要钱而痛苦。钱，这个俗气透顶的东西使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变得些许难堪，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她们的爱。

现在，这个家，或者说这个母亲的家，张爱玲体验到的是一种模糊的、隐隐的痛，成长的痛。

母亲说：“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处处使自己受痛苦。”

痛苦、内疚、惶恐组成了张爱玲的寒冷青春。然而，是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惶恐，令母亲大骇，宁愿看到她死呢？少年张爱玲是游走在尘世的精灵，偶尔流连在世俗生活，便格格不入。她为现实生活而惘然成伤，现实生活亦因她而显得刻板无情。

母亲知她的孤僻，知她的茫然，便想把她打扮成一位淑女，让她学规矩礼仪，学看人眼色，练习待人接物。希望张爱玲在她教导之下，回归世俗，做一个踏实的凡夫。可是她做不到。她甚至学不会母亲要求的那种笑容和走路的姿势。她很少笑，笑起来便咧嘴大笑。她走路摇摇晃晃，不是撞到桌角，便是磕到椅子，弄得身体瘀青。

她古怪得令人担心，待人接物的礼数她都学不会，自理能力超差。她不会削苹果，经过了艰苦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怕见人，见一切陌生人都如临大敌；她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不知道电铃在哪儿；她接连三个月坐黄包车去医院，仍不认识路。她说：“在现实社会里，我等于是个废物。”

张爱玲始终有着让人怜悯的清醒。清醒于自己与生活相碰的痛，她知她是尘世生活的求索者，不停地求索，取得生存的真谛。她也曾希望，往昔的曲折成为一种资本，让她得以面对未来，成为母亲眼中出色、高贵的淑女。终究，她做不到。她的孤傲和倔强早已在心里生了根，盘曲成虬。而心智的早熟并不能改变她的古怪与呆板，她努力地学习着生活，却又笨拙，掌握不了要领。于是，她痛苦，痛苦地面对着幻想与现实的种种交织。

在没有这些现实磨难的间歇，张爱玲亦能沉下心来，品味生命的欢愉。她珍惜母亲这个不完美的家，小心地呵护着与母亲的缱绻亲情；她愿意体会生活中细微而琐碎的乐事，比如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喜欢翻阅画报，看里面美艳的华服，黄昏时听苏格兰兵吹风笛；享受微风中坐在藤椅上，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

她也曾为自己设计一条康庄大道：中学毕业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像母亲那样留学英国，做一个亲善的文化使者，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英国去；或者去自由的美国，比林语堂还要风光。她憧憬着走一条正大光明而积极的人生路。但是，这种灿烂的欢悦只是片刻的，更多的时候，张爱玲不得不面对母亲加在她身上的愿望与目标，这令她感到自卑与不安：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母亲对张爱玲的教导近乎苛责。或许她对女儿的爱是郑重而严厉的，只是，在这份沉甸甸的爱中，母亲的训练意味多于关怀。

母亲的苛求像紧箍咒似的时时折磨着张爱玲，她因成为母亲的负担而内疚的心情也压迫着她。张爱玲对于母亲“罗曼蒂克的爱”渐渐荒芜，狼藉一片，无从拾掇。她变得封闭、自卑，更加犀利。

张爱玲的小说中，把人性和尘世的悲哀写得彻彻底底，如剥开了华美的袍子，数着一只只的虱子。她的犀利为艺术创造了美和深刻，然而，现实中犀利者必是孤独的。水至清则无鱼，看得太透，便觉得到处刺眼。可怜张爱玲青春年少，就犀利如刃。

母亲造就了张爱玲这个艺术的天才，也造就了一个孤僻的少女，直至她长大后成为一个冷眼旁观尘世的孤傲女子，凄凉半生。

上大学之前，张爱玲一直住在母亲的家。只是，在她的眼里，母亲的家到底不复柔和了。春去秋来，花开花落，那个记忆中窗前飘着淡淡花香的公寓，张爱玲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心境，一点眷恋、一点哀伤。她香港求学回来后，母亲再度出走国外，公寓的家还在那里，她虽然觉得可惜，却不再像虔诚的信徒一样膜拜它了。张爱玲觉得与母亲相守的日子是段旧梦，她偏在旧梦里又做着新梦。某一天，她在暗夜里，听着外面叫卖的梆子，曾想起这段曲折的少年时光，禁不住叹息：“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