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东汉士林

中国士人 作者:何立明


导语:处士横议

东汉士人重名尚义,从散处的游士,到士林门生乃至士族集团,形成朝廷的在野党之势,是中国士人历史上的变化之四。

1.士林

士林,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知识界或读书人群体。读书人群体出现,其自有源,其来有因。春秋战国私学大兴,士各尊其师,是士人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士人团体的萌芽,远在战国时代。到了汉代,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而儒家尤为甚。士人团体的实现,是在汉武帝废百家、崇儒术,五经成为作官捷径后的事。其后,宋代复是士大夫新一轮自觉之时代,而唐代韩昌黎开其先河,亦首尊师道。中国古代士人之自觉借以尊师为其表征。士大夫虽不是一个世袭的贵族阶级,却是唯一有共同目标的团体,所以人数虽少,也能操纵天下的大局。隋唐以下,更加固定的科举制度成立,愈发增厚士大夫的团结力量。

汉代曰师曰弟子关系愈后愈密切。东汉时,太学生“增盛至三万余生”,民间私学中的士子也是数以万计。通经求士,读同样的书,有同样的目标,对事有同样的态度。南北朝以下,“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之时代,于兹滥觞!汉代尚义,义理至上的太学生很重同学情谊,甚至以妻、子相托或以身相托。如张堪以妻子托朱晖,在张堪去世后,朱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又陈平子以死托范式,二人虽从未谋面,而陈平子死后,范式立即“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王子居病重,以身托于申屠幡,后者也同样“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等,此所以东汉中叶以后门生弟子关系达于极点。

经学传家,积久致贵,汉时士大夫累代衍成为门阀世家。门阀世家具有察举权,形成庞大公共势力。因为政治由他们包办,在社会上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他们可说有共同的利益。虽然无正式的组织,他们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

2.国家扩招太学生,私家广授门生弟子

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太学始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所谓太学,实为国立大学。先秦时期虽然有所谓“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这些都不过是贵族们习礼、祭祀、宣扬政教的场所,还不能算作传授知识和研究学问的高等学府。故严格说来,自汉武帝设立太学,国家才开始出现具有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

太学在整个汉王朝受重视,又在东汉迅速发展。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至百人。宣帝末又倍增之。成帝时以“孔子布衣(尚)养徒三千人”为由,增博士弟子至三千人,平帝时增加至一万余人,差不多有近世大学之规模。到了东汉顺帝时,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时一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为太学生。质帝时,“诏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太学生增至三万余人。汉代太学实际就是传授今文经学的大学。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五经》,便于其政治说教,更受汉王朝的青睐。两汉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这就是“经术取士”产生的一种不良的影响。其结果是“儒者竞论浮丽”,乃至“争第高下,更相告讼”,以至发生集同学千余人拦路请愿的大规模学生政治运动。

同时,私人讲学、广授门生的风气也很盛。早在春秋时代,老师聚徒讲学,无论是亲授业者,还是转相传授者,一律称“门人”。到了战国,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主),门人才能出众,属于“士”阶层的一部分。西汉初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争的爆发,讲学授业和寄食游说都受到极大打击,门人消失。汉代通经求士,师弟子关系愈后愈密切。“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在东汉,门生的称呼大量出现。门生是古代标明人的一种品级身份的专用名词。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门生五百人,著名的甚至有门生三千人。“门生弟子”是汉代师徒关系的专用称呼。师者,不仅仅授学问,还要传自己的价值观、思想观,也就是政治倾向。东汉中叶以后,门生弟子达于极点。密切的个人关系,超出了学问师承,往往形成派系之争,甚至发展成与中央专制集权相对抗的政治势力。

3.东汉功臣多近儒,地方宗族势力出现

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太学生出身,在中国开国皇帝中是独一无二的高学历。其一朝之功臣,亦多儒士。换言之,东汉的功臣一则多士,二则多近儒。诸如光武帝军中的大帅邓禹是同学;其他大将如寇恂、冯异、马援、贾复、祭遵、耿弇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帝之子明帝及其同母弟东平王苍,皆深受儒学之陶冶。明帝为太子时,师从桓荣。荣亦习《尚书》,止宿宫中五年,后再荐门人胡宪侍讲,始得出入。章帝则师从张酺。酺亦习《尚书》,其祖父冲,乃光武之同学,酺又师事桓荣。可看出来,光武帝、明帝、章帝一家三代均有《尚书》之学,盖深受王莽时代的影响。当时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门,羽林之士,莫不受学。

东汉朝廷对儒学之极端提倡,远较西汉为过。西汉建国的功臣都是市井之徒,少有受过教育者。西汉武帝开始,到东汉历代皇帝,均大规模地培养熟读经书、有教育、有教养的读书人(即太学生,士人或士族)来服务于本朝的朝政。如在郡学中选弟子,“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诸生明经饬行者,直接跟着长官实习行政,“使传教令,出入闺阁。”西汉武、宣二帝以来,儒士在政治上所占地位已逐步显著。“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而到了东汉则益甚,发展到后来士族政治势力逐步膨胀。士人有了一个固定的“阶级”雏形,这是开历史之先河的创举,是几千年士人历史中的一大飞跃,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另外,地方宗族势力出现,成为一个资源深厚的文化政治力量,与中央集权相制约,乃至相抗衡,影响深远。这里边,民间儒业之普遍发展,颇为著名者有陈留的刘昆,乐安的欧阳歙,济阴的曹曾,乐安的牟长,山阳的丁恭,北海的甄宇等人。这有选官制度的原因,汉代察举是主要选官办法,先经乡举里选荐举的基础上再考察,故推举很容易被地方领袖操纵。另外,道德的名声要靠舆论力量,主要靠乡里清议。在汉代,地方基层组织仍保留大量的血缘性,各地的豪强士族势力很大。由此,社会舆论强大的清士与渐渐增大的地方文化政治影响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4.处士横议,以道德裁量人物

东汉处士是有才德而抗愤不仕的人,形成了一种影响千年的清议风气。“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东汉后期的“清议”中,处士的影响更是深远。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命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所谓“横议”即清议。东汉末年清浊之分,当时作正邪的区别,所以清议即正论。正论是什么呢?主要是具体的人物批评。处士清议,聚焦在对于宦官阉党、权贵公卿的褒贬裁断,也有对清流之士的界分论定,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儒家伦理准则。一是太学生“清谈高论,嘘枯吹生”,主要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结成了价值共同体,是士人群体自觉之源流。二是在野的激厉之士自负清高,凭一种仗义轻生之气概,公开干政议政,致使公卿折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三是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师,太学生争慕其风,形成云集响应现象。所以,“处世横议”实质是价值失范的朝代,“论无常检,事无定价”,是汉末价值多元化的表现。上面说了,清议这种人物批评方式,往往与朝廷选拔官员的制度互为参照。因此具有莫大的约束和导引士人之社会功能与价值功能。一是士人以儒学伦理为做官的阶梯,为其毕生追求。太学生以“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激越道德姿态博取眼球,以舆情好感获举荐的机会。汉代选官制度是所谓“察举”和“征辟”,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西汉时(前134)规定每一郡国举“孝廉”一人;在东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约每二十万人口举一人。如此一来,除了少数人得以进入政府,更多的人留下来,成就了体制外议士。二是被举者各授官职,其影响所及只有这样一个结果,被举得官者与举者、辟者之间,保持终生恩泽的关系。“分亲疏,定贵贱”是儒文化的核心,儒家习惯于人身关系,并不严格尊重法治。这样的“选举”,很难全部公正无私,便产生不正规的影响。这个影响的结果,就是多数太学生的舆论标准不是去参与议事,只是专注于对立人物或群体的人品,挑刺其个人道德。

一时间,太学生感情用事,成为一个瞩目的人群,形成体制外议政的风气。最终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5.清流门生,类似今日公民概念

汉朝末期造成处士横议的局面,是大学儒师典范或地方道德领袖的示范效应,也是国家太学生或社会上门生弟子相从激励,同时也是社会所弥漫的浓浓道德气息等诸多因素所造成。太学生运动中第一个站出来的是西汉末年(公元前2年)王咸,他打出旗帜,请求皇帝免除大臣死罪,史称“王咸举幡”。时士大夫鲍宣因阻止丞相官属行于驰道,并拒避朝廷使者,下廷尉狱。为营救他,“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千余弟子拦路请愿,又守阙上书,终使鲍宣被免死。这是历史上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最早记载。

东汉光武时期,也有洛阳太学生为儒学大师欧阳歙求情,“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到了东汉末,“清议”影响更是深远,争端总是起于乡间而终至国都。当地方清流执政官有心以道德的名义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豪强势力作主;而地方豪强又与朝官勾连,有时甚而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按照道德黑名单抓人,执行大规模的拘捕。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判人死罪,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地方强族势力坐大,是事件的起因。他们也予地方清流执政官以报复,太守李膺、范滂这一批汉末地方清流的遭遇就是明证。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名望官僚及其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地方豪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东汉桓帝、灵帝之际(153~184)发生的“处士横议”,相当接近于现代社会的公民议政。虽然遭到“党锢”严厉镇压,太学生有一千余人被捕,但并不屈服。成千上万的学生示威,向洛阳官府请愿。这种砥砺名节、不畏强暴的斗争,揭开了中国学生运动的篇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传统。甚至可以说东汉的清流处士及社会上的门生弟子,更接近于今日的公民概念。难怪今人吴钧有言:“这一传统相当久远,从先秦的乡校,到晚明的邑议,再到晚清的近代议会雏形。公民一直在传统的母体内发育。”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