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感伤主义和卡拉姆津

在俄国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是继古典主义之后兴起的又一个文学潮流，它和古典主义一样，也是从西欧传入俄国的。所谓“感伤”，当时指的就是“心灵对周围世界的感受能力”，显而易见，这是对讲究规则和禁欲的古典主义的反拨。西欧的感伤主义大约出现在18世纪50—60年代，其代表作是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1768）、卢梭的《新爱洛丝》（1761）、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等，这些小说名作与涤荡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相呼应，把情感的力量和地位推到了极端。该派文学家和思想家认为，拯救世界的不是理性而是情感，因为，富有情感的人也就富有同情心，世间的恶将因此而减少，以至消失。直到法国大革命失败，这种“情感的乌托邦”才宣告破产。俄国感伤主义的出现比西欧感伤主义要晚20年左右，约在18世纪70年代，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卡拉姆津（1766—1826）。

卡拉姆津少时所接受的教育并不“感伤”，还有过短暂的从军经历，并一度接近共济会。1789—1790年间，卡拉姆津游历欧洲，归来后写成《一位俄国旅行者书信》，并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莫斯科杂志》上。这部作品的内容就是异域的所见所闻在一位敏感的俄国青年行者内心所引起的感触和思考，其主题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俄国就是欧洲。”“俄国应该向欧洲看齐。”这部作品引起巨大反响，也在俄国引发了长达20余年的争论，支持俄国西化的人为之喝彩，而持相反立场的人则将其作者称为“学舌法国的鹦鹉”和“俄国的法国人”，据说，在拿破仑军队打进俄国后，曾有人冲着卡拉姆津大喊：“瞧，您的朋友们来啦！”

卡拉姆津肖像（维涅季阿诺夫作，1828年）

1792年，卡拉姆津发表了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这是一部标准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俄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只不过最后自杀的是女主角。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乡村姑娘丽莎遭到贵族青年埃拉斯特的诱惑和抛弃，最后投水自尽。但是，作者在描写这个故事时所投入的真挚情感，在小说中所营造出的哀婉、抒情的氛围，通过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所凸显的“自然人”和“文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等，却强烈地打动了当时的读者。在小说的结尾，作家这样写道：“一个灵魂和肉体都很美丽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温柔的丽莎啊，当我们在新生中相遇的时候，我是能认出你来的！”“人们把她葬在水塘边，葬在一棵忧郁的橡树下，还在她的墓上竖了一个木头十字架。在这里，我常常倚在安葬丽莎遗骸的土丘上，沉思着；水塘在我的眼前波光荡漾；树叶在我头上飒飒作响。”小说中丽莎的投水地点——莫斯科西蒙修道院附近的那个池塘，在小说发表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是众多痴情的恋爱男女们的朝觐圣地。

卡拉姆津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他创办的《欧洲导报》被视为俄国的第一份政治杂志，他也被视为俄国第一位政治评论家。他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20余年都献给了《俄国国家史》的写作，这部洋洋十余卷的巨著，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俄国最权威的史学著作之一。这部史学著作同时也具有巨大的文学史意义：在语言上，它摆脱了俄国传统“编年史”的教会意味和“实录”性质；在内容上，它后来也成了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的众多俄国作家频繁进入其间寻宝的题材宝库。

今天，人们几乎将卡拉姆津和他的《可怜的丽莎》当成了俄国感伤主义的唯一代表。其实，在谈到俄国感伤主义时，至少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是诗人穆拉维约夫（1757—1807），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在穆拉维约夫的诗中，第一次出现了对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内在情感运动的描写。另一位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拉季舍夫（1749—1802）。在传统的俄国文学史中，拉季舍夫被定性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家”，他那部因揭露农奴制俄国生活现实而遭到查禁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及普希金的“我追随拉季舍夫歌颂自由”的名句，都强化了拉季舍夫革命家的身份。然而，无论是从体裁（即旅行记）上看，还是就其强烈的同情心和伤感的情绪而言，拉季舍夫的《旅行记》都可以被视为一部感伤主义作品，只不过，他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同情心政治化了，只不过，他的呼吁出现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晚期的专制制度下，因而招来了更为严酷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