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概况

　　第一节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绩

　　不论是传统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史学理论的变革，不是抛弃过去的一切，重新寻求西天真经，而是冷静地思索自己走过的道路，勇敢地扬弃遗产中的消极因素，将所有积极因素发扬光大，使史学研究建立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我国商周史学的发展，也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途径。

　　“五四”以后，有一些学者，如王国维、顾颉刚、胡适、钱穆等，在商周史的研究上也各有他们的成绩。

　　王国维在历史考据方面有相当广泛的成绩，而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新发现的材料和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他晚年在清华大学讲过一门课程，叫“古史新证”，这基本上可以说明他的学风和成就。王国维曾经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①。他在研究商周史的过程中，就是善于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而得到新的成果。王国维勤于金文之学，他所著《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生霸死霸考》、《说商》、《说殷》及其它考释金文的文章，既通解了文字上的疑滞，也弄明白了古史上的一些问题。王国维在甲骨学的建立过程中，有开山之功。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在他的学术专业中贡献最大。他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因卜辞中见有王亥之名，查出了《山海经》、《竹书纪年》、《世本》、《楚辞》和《吕氏春秋》的有关记载，证明王亥即《史记·殷本纪》和《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的先公先王。以此为线索，逐步探索，得知卜辞中所见殷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因而《殷本纪》作为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而中国古代的信史可以推到殷商之初。而且，从卜辞中还考出了殷王室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祀先王之典有等差，而于兄弟之间，无论长幼及是否即王位，祀典及名号都没有差别。这两篇文章对商史研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是一篇备受推崇的文章，虽然也有不少可商之处，但有独到见解②。王国维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实证论，在释读金文和甲骨文的基础上，以甲骨文证殷史，以金文证周史，在我国商周史的研究上，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诂考据工作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顾颉刚和胡适都是以“疑古”著名于史学界的人物，但从他们治学道路的发展上看，两人的“疑”各有不同。顾颉刚在商周史研究上是很有成就的，他提出了关于古史的观点，即“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盂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3）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既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既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的这种观点对有关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之功，而历代相传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一下子也就失去了依据。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在具体古史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有“疑古”过头的地方。后来，他从对古史的“破坏”转到古史的建设，也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于商周史研究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文献整理的阶段。顾颉刚在开始古史考辨的时候，也开始了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这是从研究《尚书·禹贡》开始的，他感到《禹贡》的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必须深入地研究，才能把问题搞清楚。1934年，他创办了历史地理学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后因日军入侵活动猖獗，刊物的重心即以边疆地理取代古代地理，同时还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他编著的《古史辨》是考辨古史的名作；他发表了不少研究《尚书》的文章，这是他用力最勤的作品①。

　　

　　①《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学衡》杂志。

　　②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①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